它甚至不是来自于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权体系。因为苏联民法典虽然区分了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三种形式(第52条)，但它直接将土地和矿产、森林、河流等一起法定为国家所有物(第53条)。[27]这样，在前苏联的土地之上，只存在一种所有权，即国家所有权。
如果考察欧洲的土地权利史，只有日尔曼王国后期，在出现了土地制度封建化之后，才有类似的双层土地权利结构。在公元8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开始实行采邑分封。但受封人还不算是对采邑领有完整的权利，因为受封者的土地权利是依据人身契约形成的，当受封人违背契约时，封主可以收回土地。而且，受封人的土地不能世袭，封主或受封人之一死亡后，必须重新履行受封仪式（7）(P·251)。这些都意味着，在这一时期的土地上，封主更像是所有人，而受封人只是以契约方式在土地上享有类似限制物权一样的权利。到了9世纪后期，日尔曼人的采邑地才变成了世袭封地。“在采邑地可以世袭以后，采邑地领主的依附者就不再是国王的直接封臣，附属于领主领地的恩赏不再是国王的恩赏，这样采邑地领主的权力更大，国王的权力则进一步衰减。于是，封建领主们获得了对于国王的更大的独立性，他们在自己领地内行使各种权力。”（7）(P·254-255)从这一时期开始，虽然国王与领主之间仍然以契约名义维持，但领主在事实上可以排斥国王的权力，国王对封地的权利越来越像是名义上的。分析这一土地权利关系，似乎国王的“上层所有权”是虚化的，领主们的“下层所有权”倒是名副其实。当然，用所有权来对应日尔曼的封建土地关系并不准确，严格的说，无论国王还是领主对于土地的权利都是公私不分的，这种权利中包含了统治权和私人利益两方面的内容。不过，笼统地说在中世纪欧洲封建时期的土地上存在过双层权利结构，大致是允许的。
然而，欧洲封建土地制度绝不可能成为孙中山改造中国土地制度的蓝本。且不说孙中山对这一土地制度少有提及，即使他知道，又怎么可能将这个背有落后的恶名的制度，作为理想的泉源呢。
考虑到以上因素，我真的认为，孙中山设计的“双层土地所有权”，深受传统中国土地权利观念的影响。因为，自西周以来，中国土地权利的结构一直是“双层”或“多层”的。而从汉代以后，国家与私人在土地上的权利已经形成了类似双层所有权的结构。
西周时的土地权利肯定是双层或多层的。周天子奄有四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但通过分封，诸侯对土地享有控制权。诸侯向下再分封给他的卿大夫们，卿大夫也对受封土地享有一定权利。
到了战国时期，土地权属观念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以秦国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的形成。由于天子式微，诸侯逐渐把国内土地视为己有，而秦国经商鞅变法之后，强化了以国君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国内土地和民户都集中到了国家手中。这就是《通典·食货》所谓的：“提封之内，撮粟尺布，一夫之役，尽专于己。”张金光先生依据四川青川秦简和其他简牍相印证的研究表明，秦国的土地国有制度一直延续到了秦朝后期：“秦末之农业生产仍是国有制下指令性很强的农业，国家专制意志依然于田制中强烈地贯彻着”（8）(P·47)。秦的土地国有制度，具体反映在很多方面，比如，“名田宅”制度，就是以土地国有为基础，以国家户籍登记为依据，实施的国家授田制度。不但普通民人如此，“军功赏赐田宅与普通民户授田只是表现形式之不同，而其基本性质则无殊，二者同为土地国有制下国家授田制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且还应该说军功赐田乃是以普通份地授田为基础的”（8）(P·14)。又如，所谓“为田”和“开阡陌”，也是以土地国有为基础进行的全国土地规划。另外，《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这说明，秦国的宅基地可以买卖，但田亩是不能买卖的，只能抛弃。关于秦的土地国有制，张金光先生还从秦律和其他方面有综合的论证（8）(P·47-67；85-103)，本文不赘。不过，张金光同时认为，在国家土地所有制下孕育了土地私有，“这种由国家设定的、私家占有的阡陌顷畔之内的封域，必将成为冲跨国有制躯壳的堡垒，特别是到了土地买卖公开化与合法化之后，国有土地就益愈转化为私有土地。”（8）(P·47-67；111)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开始实施“使黔首自实田”，已经宣告了土地国有制下的国家授田制的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