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通过两条主线评论了百年来中国民法移植的历程。当我们在长跨度的时间中去观察近代民法变迁时，惟有这两条主线清晰可辨。这并不是说，其他微观的民法理论之变迁是不重要的，只是因为这两条主线如此突出，以至于不得不首先对其梳理。通过呈现这两条主线，我们认为，其实可以将其作为同质的现象，它们共同反映了：中国民法在百年里一直深陷于财产制的矛盾中。这个结论，希望可供那些思考将来中国民法之发展的学者参考。
(三)结语：移植与拒绝
最后要说的是，在这两条主线之下，还隐藏了两个主题，它们可以概括为移植与拒绝这个两个词。
一方面，从移植的角度说，在这百年里，我们争论的始终是，究竟采用德国的民法学说，还是法国的？或者是，可否在民法体系中，加入普通法的规则？无论民法还是普通法，都是西方法的范畴。这说明，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已服膺于西方民法学。没有比中国在移植西方民法的态度上更谦虚的了。移植西方法及其理论学说，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在如何将学来的民法学理论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方面，百年来似乎还做得很不够，这当然有经验积累的不足，但是否也说明，至今为止，西方民法学还没有通过充分的中国实践，内化为属于“我”的知识。按照笔者理解，前辈学人所提倡的找到中国法律的“我”的境界，在民法上的体现，绝不是说仅仅去认识一个逝去时代的法律形态。把“传统”理解为一个逝去时代的形象，只是一种僵化的、静态的观点。真正的对“我”的理解，在于如何运用新的知识，去认识和阐释从过去延伸而来又正在发生的世界。而它具体反映在民法学上，很大程度上是指，如何利用民法理论去合理解释西方人没有遇到的民事关系，从而可以使像家产制一类的中国现象，能够得到民法学的解释，进而反映到民事立法中，形成一个没有内在逻辑矛盾的新系统。中国民法的自我发现，其实应该体现在这一新系统的不断创造和完善的过程中。
另一方面，从拒绝的角度看，如果真的说百年来我们彻底服膺于西方法了，似乎又感到不安。不动产所有权理论，是近代西方民法学中的核心，我们却用了一百年的时间来拒绝，并且看来还在继续。秦汉以后的两千年里，土地所有权是每一个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权利，但政治和法律却一直采用双层结构来处理它。到了大清民律草案的时候，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完整拥有这一权利的希望，接着，民国民法典把这一希望变成了事实。但民国宪法又用双层结构否定了它。否定的逻辑很奇怪：为了要让人人平均地享有地权，所以干脆让人人都没有。从民国宪法到现在，又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双层结构仍然清晰可见，且实践上已经成了“拆迁户”的噩梦。这不能不让人思考，究竟拒绝的目的和理由是什么？以及，究竟“传统”离我们多远？当然，这个“传统”，很可能与民法无关。构建一个自足自恰的系统，一直是民法学家的理想，民法学家似乎有理由不去关注民法以外的“传统”。但百年民法史展示的是，只关心内部体系的逻辑自恰还远远不够。
注释:
[1]梁慧星先生在《2002年1月11日民法典起草工作会议记录》前加按语中说：“按照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议定的‘三步走’规划，物权法应在2002年上常委会审议，于2003年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然后起草民法典，争取在2010年前通过。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要求尽快完善国内法制环境，李鹏委员长指示2002年要完成民法典草案，因此法制工作委员会于2002年1月11日召开了民法典起草工作会议，布置民法典起草。”
[2]如瑞士民法典第80条：“设立财团法人，得有为特别目的而捐助的财产。”民国民法典第60条2项：“(财团法人)捐助长成，应订明法人目的及所捐财产。”其61条“财团法人应登记之事项”则在第1款中规定，必须登记“目的”。
[3]大清民律草案第1460条：“继承以所继人之死亡时为始。”《民国民律草案继承编》第2条：“继承以所继人有左列原因时为始：一、亡故；二、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