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法官们开始着手撮合这对夫妇。10月15日，仅仅在这位妻子来访法院的3周后，法院的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下到”这对夫妇所在的村进行调查。10他们首先会见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者对女方很反感。据他说，这个女人的邻居都知道她有点懒，有时还偷偷自己“做小锅饭吃”（而不是正当地与全家人一起吃“大灶”）。她还粗鲁地抱怨丈夫“吉八（鸡巴）不硬”，又一次甚至伙同她的妹妹打了丈夫，事后反赖丈夫打了她们。这位党支书还谈到，做公公的相当吝啬并说话下流，他很可能对媳妇有过不规矩的举动。他的确也曾因为弄丢了一点儿肉汤这样的小事，打了儿子，使得后者服毒。但是，党支书认为，夫妇俩的问题归根结底源自窘迫的经济状况，不知道如何持家。除此之外，两人的关系中并没有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次谈话逐字纪录为一份“访问笔录”。
当天上午，法官和陪审员接着访问了当地“治保主任”和丈夫所属生产队的代理队长（作为最基层的干部，比大队支书更接近当事人的家庭）。两人谈到，他们已数次参与调解这对夫妇。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指出大队党支部内部存在不同的意见。他们对事情的看法与党支书有差异，更倾向于批评公公，而不是媳妇。尽管公公曾经否认调戏媳妇，这两位干部却知道他曾有过类似的行为：他做裁缝时，对前来做衣服的妇女手脚不规矩，以至后来再也没有顾客上门。媳妇的问题是有点懒，不爱干活，和她一起劳动的人都知道。但他们认为，总的说来，其实夫妻俩人感情不坏。
按照标准的程序，法官和陪审员也走访了“群众”——在本案中是男方29岁的叔叔，和当事夫妇住同一个院子。他参与了公公与小夫妻间的分家。当时，媳妇想要缝纫机，大家同意
缝纫机归她，但条件是公公也可以使用。除此之外，这位叔叔确认了其他人所说的很多关于公公和媳妇的事。法官要他分析矛盾的根源，他回答说是经济状况，尽管小夫妻俩已和老头分了家单过，他们却没有能力养活自己。
走访了村里上述领导和群众后，法官和陪审员会见了原告49岁的公公。“谈话笔录”清楚地显示，法官此时已根据先前的访谈形成了对他的初步结论。在会谈中，公公起初不承认他曾调戏媳妇。但法官立即反驳他，毫不含糊地说自己和同行的陪审员已经调查了解到他对媳妇行为“不正派”。这不仅仅是媳妇的一面之词，而是从“社会”（“社会”——一个甚至比“群众”更广泛和更高层次的范畴）中调查了解来的。公公仍试图抵赖，说自己只是爱开玩笑，对媳妇并无性企图。然而，法官断然宣布他今后必须就这个问题多反省，去掉 “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法官还颇带威胁意味地加了一句，称这种改过“今后对你有好处”。
法官接着批评公公在家庭关系上的“封建思想”，宣称“在你的家庭，毛泽东思想是不占地位的 …你的儿子对你和你父亲根本不敢反抗，没有一点自由…完全是封建思想那一套，违背新社会的法律…你儿媳闹离婚与你有直接责任。如果你处理不好，就可能离婚，将来的苦恼是你们的。”在这番严厉的道德-意识形态的训诫之后，法官继续说道：“原则上你虽然承认有责任，但具体问题上你没有总结，你先考虑一下，下午再谈。”
在下午的会谈中，公公谈到，前一年分家的时候他分给小夫妻俩300多斤粮食，只给自己留了40斤，还替儿子付了医药费（在迫得这个年轻人服毒后）。当法官催问他愿意为这对小夫妻盖新房子提供什么帮助时，他说女方的舅舅要给他们一条长凳，他本人则准备了一棵树和其它“东西”。法官最后说：“把你们叫一块，能不能把你的错误承担下来，互相谈谈？” 10月15日当天，合议庭另一位年纪较轻的法官到女方婚前所在村庄调查。他询问了这位妇女的工作、人品和“政治表现”。访问笔录很简短，没有注明被调查人的身份（显然，这位法官不及另两位严谨）。据称，女方人是不坏的，其家人表现都很好，没有和别人闹过纠纷，劳动也不错。法官接着走访了女方的父亲，另作了访问笔录。父亲所讲的和女儿一致，并表示支持女儿离婚。法官于是问道：“如果我们把你的姑爷教育好，叫你闺女回去，行吗？”不等对方回答，法官就指示：“你劝劝你闺女。”当对方回答“怕是他们（男方及其父亲）改不了”，法官再次带有官气地教训道，“从你思想（“思想”，一个无所不包的毛主义术语），并无信心。你是不想你闺女过好的吧？”女方父亲问：“如果没几天，又打我闺女，怎么办？”法官回答：“如果教育后不改，我们解决离婚问题。”结束谈话时，他命令说，“你劝劝吧。” 四天后，10月19日，年长的法官和陪审员来到原告的村庄同她谈话。她又抱怨了一番，还是坚持离婚。听任她发完牢骚，法官转而强调分家时小夫妻俩分得了大半粮食，而老头只留下40斤，“你说（你公公）这么办对不对？”她承认在这件事上，公公并没有亏待自己。法官接着问：“你也不想和你公公一块过，你公公也不要，这算啥问题？”她回答：“分家以后，我公公和我们吃了好几个月。”这番问答之后，法官批评了她：“按你这么讲，你公公做对了也不好。你就是缺乏正确思想，把不是都推给别人，一点实事求是的思想都没有，一点尊老爱幼的思想也没有，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当她回之以抱怨时，法官则试图一边抚慰一边施以道德-意识形态的压力，“我们…有调查。…你对象住院花的钱，你公公就负责了。当然，分家以后，从经济上对你们照顾的少了一点，但是也应看到你公公有困难。”
法官还向女方摆明他们对事情的看法和行动的计划，“我们调查真相，打骂还是不严重的。经济问题是主要的。从政府（这是法官对当事人谈话时的自我指称）角度讲，和公社和大队对你们都进行了联系，都准备作适当的安排。同时对你公公我们也进行了教育。现在你公公准备拿出一些砖和部分木料，你舅又帮助一部分木料，大队准备给你们安排块地，让你们盖房子。从各个方面都要求你们合好。今后你们俩要树立自力更生精神，好好过日子。你先考虑一下吧。”如此，法官将道德-意识形态的劝诫与官方压力和物质刺激结合起来了（这显然是法官在公社和大队领导协同下的安排，尽管这些非正式活动没有记录在正式的案卷中）。
同日，年长法官还和原告的父亲见了面，村代理治保主任也在场。像往常一样，他让对方先发言。当这位父亲絮絮叨叨地抱怨他的姻亲们不可信，说一套做一套时，法官叫他讲得具体一些。后者于是举了许多具体的例子，并重复他女儿“要求政府给我断开”的主张。法官则说，“我们把调查的情况和你们讲一下…从你们的婚姻基础看是不错的。开始闹离婚主要是因为她公公作风不正派。”他接着说，“通过对…的公公进行批评教育，现在也有了新的认识，答应…他们盖房子把砖、木料给他们，并且尽所能…进行经济帮助。同时大队也为他们生活问题进行考虑，将来做适当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