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2008—2009学年度第二学期
历史学 院（系、部） 历史学 专业 08 级
《 中国历史文选 》期末考试试卷 B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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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複類此。《尚書》變而為《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為稍密矣；《左》、《國》變而為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為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哉，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複疎舛，難為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為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為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為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為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為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為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複化為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雲耳。事屢變而複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
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為旁庶矣。司馬《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曆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複化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尚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倣也。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即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為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為更張也。
一、寫出下列繁體字的簡化字（10×1′）
辭 變 觀 齊 懸 莊 極 憲 窮 猶
二、解釋加點字詞（5×4′）
科舉之程式
族史
神奇化臭腐，臭腐複化為神奇
甲紀傳而乙編年
支子
三、翻譯全文（60′）
四、如何理解上文中的“圆”“神”“方”“智”？（10′）
参考答案及评份标准
辞 变 观 齐 悬 庄 极 宪 穷 犹
科舉之程式：程式，程文格式。宋朝以后，把科举考试所取的士子试卷，叫做程文。金元时，主持考试的官员也需各作程文一道，发给参加考试的举人作为答卷的范本，即所谓程式。明、清时专称考官的范文为“程文”，而别称中式试卷为“墨卷”，合称“程墨”。它们的格式，即通常所说的八股。这种文体，怎么写，写什么，以及文章段落、字数，都有刻板的规定，出格者必落选。
族史：众史。族，从生、杂聚。这里指后代只知模仿《汉书》形式的诸“正史”，含讥斥意。
神奇化臭腐，臭腐複化為神奇：出自《庄子·知北游》，意谓同一事物，其是非美丑，随人之好恶而异。后以之谓化无用为有用；化废为宝。文中引申为事物的发展变化周而复始，循环不息。
甲紀傳而乙編年：甲、乙皆为意动，以之为甲、以之为乙，代词，表示次序的先后。古代史学家大都将纪伟体的地位放在编年体之前。 支子：宗法制度称嫡妻所生的次子以下的儿子及姬妾所生的儿子为“支子”，
与“宗子”相对而言。
历法使用时间久就必然有误差，推算到后世就更加周密，因此前人论观察天文。史学也类似这样。《尚书》一变而出现《春秋》，于是根据事情写成篇章不立常规的作法，得以由排比史事写成著作因而渐渐周密了。《左传》、《国语》一变而出现纪传体，于是用年月为经用事为纬不能连通其它的作法，得以由按类划分因而更加周密了。纪传体实行了一千多年，仿效的人接连不断，大概像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袭皮衣，渴了饮水，饿了吃饭，不能改变了，但是没有独特见识、内心筹划，可以用来流传后世通行久远的才能，而拘谨得好像遵守科举的程式，不敢略微改变，又好像小吏办理的文书，繁多而不能删除。凭这个说方正明智，就多余重复、租疏错乱，难以当作规则和根据；凭这个说圆通神妙，就杂乱无度、繁多不尽，不能记诵。大概众史书只知道在纪、表、志、传的已有规则内寻求完善，而书被体例限制，只想追求完备的方法，不知道纪传体原来根据《春秋》，《春秋》原来符合《向书》的起初意旨。《易》说：“事物穷尽时就发生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发展。”纪传体确实是夏商周三代以后的好方法，而被当作程式学习的时间长久后，上古帝王的根本原则，反转来被末世固执遵守的纪传体所遮盖，怎么能不思考用来变通的方法呢？ 《左传》是编年体，不能曲折周到地区分类别。《史记》、《汉书》采用纪、表、传、志的体裁，用来补救类别的缺失。众史书反转来被类别限制，以致书内容繁多而事情不显著，也就像训诂注疏，是用来解释经文的，平庸的经师反而沉迷在训沽注疏当中而模糊了经文的意旨。经文被解释弄得模糊，应当寻求未被解释前的初旨；史书被凡例限制，应当寻求没有凡例
前的初旨。凡例从《春秋左氏传》开始有，为什么不寻求《尚书》没有转入《春秋》前的初旨呢?
神奇变化为臭腐，奥腐又变化为神奇，解释《庄子》一书的人，认为天地自有变化，人就跟着有神奇和奥腐的感觉。事物一再变化而回到当初，文饰到了尽头而返回质朴，是天下自然而然的道理，《尚书》圆通神妙，它在史书里，可以说是天然的极点了。没有适合的人不能实行，因此转入《左传》，又和司马迁、班固相配合。大概从刘知几以来，没有人不认为《书》教中断，史官不能扩展它的事业了。另外，自从《隋书．经籍志》记载书籍，把纪传体作正史，编年体当作古史，历代依照它，于是分成正的和附属的，没有人不把纪传体放在首位而编年体放在其次的。这样，司马千、班固的史书，以庶子的身份而继承《春秋》，苟悦、袁宏的书，却以左传的长房的身份而降成旁支庶子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满纪传体的分，用编年体来合。袁枢的《通鉴纪事个末》又不满《资治通鉴》的体例，用按类纪事来分。考察纪事本未的体制，它根据事情写成篇章，不立固定的格式，不是深知从古到今的重要道理，天下的治理谋划，不能广泛按集加以剪裁、没有遗失没有过多。文字比纪传体简省，叙事比编年体通达，决定材料的取舍，本体圆通作用神妙，这真是《尚书》的遗留。对袁氏来说．本来没有那样的意思，况且他的学识也不足以写这样的文字，书也不完全合乎所赞扬的。因此历代书目著录各家，把这本书排列任杂史类，归属纂录之家，便于观看阅览罢了。但是如果就着它既成的方法，深沉地思索，再加上奇妙的变化，那么，古史的本原，隐约可以发现。书有写的人用意很浅，而看的人觉得用意很深，这一类就是。所以说；神奇变化为奥腐，臭腐又变化为神奇’，本来是一个道理。
史书是记事的书。事物万般变化而不一致，史书文字曲折局到而恰好和所记的事相似，就必定根据事情写成篇章，不被常规照制，然后能够从开端到终止都自如，没有一句话或遗失或多出的。这就是《尚书》神妙变化不可以想象的原因。往下的《左传》，已经不免于以文字屈从凡例，事理的趋势不得不这样。拿上古时期圣人的创作，来要求近代的史官，难道不悬殊吗？不知道经是不可以通过学习而能作出的，那精神本来是可以学习仿效的。况且《尚书》本来有不可能全部学到的，就像《纪事本末》，不过是纂录的小书，也不完全取来作为文学方法，只是因为道理有相近的地方，不应当因为词句的表达而妨碍对意思的理解。斟酌从古到今的文书，确定文饰和实质两者关系的适中点，那么学习《尚书》的精神，而以司马迁《史记》的体例，沟通《左传》的剪裁安排，这是用来补救纪传体的大弊病，不是喜欢改变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