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危险驾驶的国际立法潮流难以照搬到我国。尽管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趋势在他们的社会条件与法律体系中，并不违背现代法治原则，但具体到我国，问题并不是要不要与国际立法潮流接轨的问题那么简单，我们必须考量我国是否基本具备了这一立法条件。如果仓促予以接轨，有可能导致“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20]问题。例如有学者就提示：虽然当代日本刑法呈现出的是处罚的早期化与报应的重罚化并存的特点，但其法定刑在总体轻于我国，且与我国司法机关一般在法定刑内选择较重的刑罚的做法不同，日本法官并不轻易在法定刑内选择较重的刑罚。事实表明，这种重刑主义做法，并未有效地遏制犯罪，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效果并不明显。所以，不能因为日本实行重罚化，也要求我国实行重罚化，相反，我国仍有实行轻刑化的余地。[21]虽然很多学者把该学者的观点解读为支持《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危险驾驶入罪，其实多少有些断章取义式的误读。该学者并没有主张在刑法典中对危险驾驶入罪，而是首先主张我国应该采取类似于西方违警罪或者轻罪的立法方式，应当制定《轻犯罪法》或者在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中，直接规定行政犯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如他主张在有关道路交通的法律中，直接将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规定较轻的刑种（如禁止驾驶、禁止从事特定职业等）。可见，在我国尚没有采用西方的类似立法方式之前，那么在西方属于轻罪的危险驾驶，在我国就仍然只能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的范畴。
三、保障民生视角下危险驾驶入罪的负面效应
自党和政府提出“保障和发展民生”的先进政治理念以来，保障民生也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例如经济学界在民生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民生经济学”、“尊严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的概念，乃至于成为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法学领域，也有学者提出了“民生法治”的概念。他们认为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诉求，或者程序化的规则训诫，它更是一种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实践，必须回应特定时空背景下特定民族的社会、政治诉求，要求法治对于转型期中国的民生难题做出自己的贡献。[22]笔者认同这种民生法治的研究立场，不过用法治来保障民生，不能够过于简单地等同于这种逻辑：凡是老百姓痛恨的违法现象就一定要用最严厉的刑罚予以严惩。动机与结果并不总是统一的，好心办坏事并非稀罕之事。任何立法都是有成本的，在立法的社会条件不足的时候，一项立法也许动机是出于“保障民生”，但实际效果有可能背道而驰。所以对于危险驾驶是否应该入罪的立法问题同样也应该接受是否有利于保障真实民生福利的风险评估。而在笔者看来，当前我国如果对醉酒驾驶、飙车两种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可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效益或者风险：
（一）导致我国的危险驾驶类型行为之间的处罚不公平
“民生问题，从法律上看是社会公平问题”。[23]“民生问题首先是一个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问题，是一个公平对待的问题”。[24]公平对待既可意味着对弱势群体的权利、利益的优先保护，也可意味着对应当同等处罚的人同给予平等的处罚。如前文所言，在我国醉酒驾驶、飙车两种类型的危险性以及导致的严重交通事故的比例，并不比超载、超速、无证驾驶、疲劳驾驶、吸毒驾驶、闯红灯、逆行等类型的危险驾驶行为高。那么单单对醉酒驾驶、飙车两种类型入罪，就会产生处罚的不公平，违背民生的平等要义。例如德国《刑法》第315条就对他们国家认定的同质危险驾驶行为做出比较全面的规定，包括：1饮用酒类或其它麻醉品、精神上或身体上有缺陷而驾车；2未注意优先行使权；3错误超车或在超车时错误驾驶；4在人行横道上错误驾驶，在不能看清的地方，十字路口、街道、铁路交叉道口超速行驶；5在不能看清的地方，未将车停放在车道右侧；6在高速公路或公路上掉头或试图掉头，刹车或停车时为保持交通安全所必需的距离。当然，有学者可能认为，笔者提出的这一负面效应并不是反对危险驾驶人罪的理由，而只是提出应该像德国刑法那样全面规定与醉酒驾驶、飙车两种行为类型具有同类危险性的其他危险驾驶行为。笔者不否认这一理由的确是如此，但危险驾驶行为全面入罪同样会有后续的其他负面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