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的思想，无疑凝结在《资政新篇》中。他对传统的封建观念和文化持有一定程度的批判态度，尽管往往带有宗教的色彩。洪仁玕的思想和纲领还带有清晰的农民阶级的印记，他对西方的学习也大体停留在物质、制度文化层面，较为浅陋和不完整，但其进步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写了一本《资政新篇》，洪仁玕成为中国第一个公开主张建设西方式近代国家的人物。《资政新篇》得到很高评价，甚至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都惊呼：“此文颇有见识，于夷情为谙熟，以此量之，似贼中不为无人也。”这部书强调“事有常变，理有穷通”，应因时制宜，审势而行，不仅要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设备，还应系统学习其法规、制度，与“西人并雄”，平等发展外交；他主张兴办新型教育，培养人才，主张废除避讳等不合时宜的旧体制；主张“慎杀”、善待轻罪，依靠法治治国等。这些构想不仅超越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甚至连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不主张借鉴西方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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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也自叹不如。如能实现，的确是一桩幸事，太平天国也许能就此改造成一个近代化国家。总之，洪仁玕及其思想是那个混乱时代的矛盾的必然的产物。
25、《时务报》
《时务报》是我国第一份民办报纸，是在汪康年、梁启超等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与下，加上在汪康年掌握的强学会余款、黄遵宪等人的捐助和出面募捐的支撑下，于1896 年8 月9 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创刊，为旬刊，是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报纸。它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最终因“《时务报》之争”而于1898 年8 月8 日停刊，共出69 册。
该报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担任主笔，专司版面编辑，而黄遵宪、吴樵等人则不直接参与报馆的经营管理。该报以译报为主，每期兼有一两篇社论。借助自我的特色及其创办者雄厚的人脉关系，以人际发行模式迅速打开发行空间。在鼎盛时期的《时务报》曾经“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报，《时务报》在政治上为变法运动中做出重要贡献：谭嗣同于1897年1月在《时务报》第二十九、三十册上发表《报章文体说》(又名《报章总宇宙之文说》)以全新的目光，大胆地把世人侧目的报章新文体抬高到崇高的地位，企图用这种形式较为自由的报章文体，来取代僵死的八股，丰富了维新思想的内容。他主张报章文体要冲破传统的“文例”限制，以自由的形式去表达自由的思想内容，尽可能多地动员社会上的人们去投入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并提出，作为新闻文体的报章文体，本身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包罗万象，报章文体要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在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创办了一种崭新的新闻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文体在内容上切中时弊，有感而发；形式上有较大的自由，通俗易晓；语言上杂采新事物之新名词术语乃至民间口语入文，远较古文活泼丰富，风格上具有民族特点，显示了开阔的气概和雄浑的力量。《时务报》将“报章文体”运用在文风上极为成功，以致后人把“报章文体”称为“时务文体”。
梁启超、汪康年等新式知识分子以《时务报》为媒介，指出兴民权、设议院是变法的根本，学会、学校是启民智以兴民权的基础，大胆地呼吁兴民权、设议院。《时务报》对“民权”的宣传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识。《时务报》大胆地、大量地、直白地在报刊上呼吁“民权”，要求在中国设立议院等做法，使得“民权”一词在戊戌时代已成为使用最积极的词汇之一。《时务报》在界定“民权”之时，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抨击，“防弊者欲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在如何“兴民权”上，《时务报》提出了两套方案：一套是与康有为等人积极进行的政治改革相应，宣传从上至下的“兴民权”的方案，即开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让士绅能参与政治决策；一套是自下而上的“兴民权”的方案，即强调“开民智”，从学校、学会、科举等方面进行社会改革，为政治改革造就人才，为设议院创造条件，最终达到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目的。围绕着《时务报》倡导的“民权”，有来自读者的热烈表扬，有保守官绅的文辞激烈的批评，还有来自维新知识分子阵营抱有担忧的劝阻，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劝阻，《时务报》对民权大胆的第一声呼出，可以说加速了民主思想在维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正如方汉奇先生所指出的，正是因为新式知识分子有效地利用了报刊这一锐利武器，“振动已冻之脑官”，打动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读者，在青年学生当中进行启蒙思想教育，使禹甸神州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和“智慧骤开，如万流溺沸不可遏抑”的生动局面。以民权概念、民主思想为争议焦点的《时务报》，随着发行传播到中国各地，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不再陌生的议题。
《时务报》在戊戌之前大规模兴起的维新报刊中还扮演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角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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