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焚书坑儒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一大浩劫，它破坏的不仅是历史典籍，其思想的高度统一的做法更为后世朝代所推广，由此，逐渐形成中国的“特色”。当然，它也有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超越的，这就是焚书坑儒时间的局限和必然。
8、经学
经学产生于西汉，指的是训释、阐述、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其源流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孔子就没有经学。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在官学中废黜了诸子百家之学的博士官，设立五经博士．确立了五经在官学的垄断地位，儒学才渐成为独尊的官方哲学。一家之言的学术蜕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统治思想，儒学由此发展成狭义的经学。即经学原本是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中国汉代独尊儒术后为特指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它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经学是学术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儒学取得了一尊的地位，再加上其后封建统治者的尊崇与推广，经学遂成为了汉以后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价值指导体系，这点特别表现在科举制度上，科举制度考量的就是士人对四书五经的修习。当然，经学不仅限于学术的范畴。经学还为政治提供了合法依据。这就使得经学的发展不单纯属于一般的学术活动，而极易成为玩弄权术的工具。经学的发展带来的也不仅仅是一般文化的繁荣，更是意识形态的膨胀。经学自取得独尊的地位以来就一直是中华文明圈的主流思想，对王权的巩固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用。
经学发展到清代，便受到诸多因素的挑战，而且地位每况愈下。即其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统治功能在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大厦将倾的同时也日渐削弱，即使其根深蒂固的传统使其衰亡并非朝夕之事。简言之，经学发展到清代，并不能像往昔那样不断吸收各类学问来使自己更加饱满，而表现出的是老者的面容。特别是在清末时期，受到西洋文化的冲击，已经无力回天。尽管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下，经学也只是回光返照。经学作为合法性资源已至穷途末路，经学开始瓦解。康有为之后，中国就进入了西学时代，或称后经学时代。后经学时代对经学独断论展开了集中批判，使经学独断论的彻底衰亡。（材料援引于《霸权的失落---经学独断论及其近代批判》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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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议
清议是指东汉以来乡里形成的关于人物的评论，其内容主要是对被评品者在道德上的优缺点两方面进行评价，评价的标准主要是儒家宣扬的伦理道德规范。所谓“清议”，就严格意义上讲又有“党人清议”与“名士清议”之分。前者是指汉末世族官僚与太学生广行交结，操纵舆论，激浊扬清，针贬时政，其矛头直指宦官集团和当朝权贵，因而被后代史家誉为“浊世清流”。后者则是泛指东汉末年出现的臧否人伦、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其时善清议者被目为“好人伦”、“善人伦”、具有“鉴识之能”。他们不仅善于品鉴人伦，褒贬人物，而且专以奖拔士类，旌别淑慝为己任，因而被目为“名士”，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汉末襄阳名士清议》张旭华）。在这个时期，“清议”的取士功能是主导功能，而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清议的主要功能在于监察百官、整饬纪纲和关注民瘼等。
在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作为汉代儒士政治生活的绝唱，是一场以皇权庇护下的阉宦集团为批判对象，以讦发幽昧、争议时弊为内容的匡时弼世的政治斗争。社会批判思潮终酿成太学生与士族知识分子的。“清议”运动，将原限于品评择官的社会舆论与道德评价由指向人格才干转向朝政，终招致宦官集团的镇压，成数次党锢之祸．。士人慑于残酷的杀戮，清议开始变为地方士族知识分子相互激励的一种道德行为，并与民间乡饮酒礼相结合（《王符的社会批判思想与东汉末年清议思潮》辛旗）。“清议”发展到魏晋，其内容渐渐发生变化，虽然道德品行最为重视，但原来是乡里对被评品者道德品质的评价，可以有褒有贬．以优点的褒扬为主。后来却专指对其违犯儒家伦理道德的言行的揭发，诸如居丧无礼、居丧婚嫁、事父母不孝等。即：清议渐渐发展成为了对违反礼者的一种具有威力的道德惩罚手段，并对士人的品第升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中正执掌清议大权，所以对谁进行清议和洗清谁的清议往往由中正来决定，这就难免有徇私舞弊、公报私仇的现象。这在两晋的时候屡见不鲜。因此，清议并不完全能公正地维护社会道德礼制、品评士人操行。唐、宋、明、清监察之权日重，言官作为“秉笔者”，操掌着“主持清议之权”。他们必须“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必无妄言谰语、子虚乌有之谈，以参错其间”，才能使“民信不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清代的文字狱窒息了清议，造成社会“万马齐喑”的状况。只是到了近代，清议才又复苏。可以这样说，清议在步入近代之前已经发展到了侧重于有关国计民生即整饬纪纲、关心民瘼等问题。
同时也要看到，历史上清议所遭受的种种厄运如东汉太学生清议、晚明东林党清议无一不表明，作为一个清议者若要“据事直书，实事求是”地去“主持清议”，在专制的封建社会这又是多么难，它需要清议者必须具备不畏强权的牺牲精神，否则势必是“枉道以从势”(《李端蕖的一件奏折与清议呼吁廉政自强》陈勇勤)。“清议”在早期呈现出来的是利大于弊，在士人选官、社会风气整顿上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却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量，到后期性质发生了质变，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10、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发生于东汉桓、灵时期，“党锢之祸”就是宦官与官僚士大夫集团展开的一场争夺战（《“党锢之祸”的历史成因析》李翠玉），宦官集团之欲消灭士大夫集团，系权利之争。而实质上，“党锢之祸”即是士大夫集团势力之膨胀与专制皇权矛盾激化的结果，宦官集团的活动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党锢之祸”的原因可以这样分析：东汉末年，宦官政治空前腐败，社会动荡不安。一批士大夫则与宦官集团作了坚决斗争，而宦官集团对士大夫阶层进行了残酷镇压。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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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阶层之所以具备与宦官抗衡的实力，其中一点是得益于东汉的选官制度——察举和征辟以及早期“清议”运动的选官入仕，另外，后期“清议”的发展成为当时士大夫权力集结的把手，因此很容易形成大士人阶层与宦官抗衡。但是，由于当时很容易形成外戚、士大夫、宦官夺权三足鼎立的局面，因此，在这场斗争中，虽然得到人民支持的士大夫阶层是正义的，但是并不能得到最高权力掌控者——皇帝的信任，所以，在力量对比上明显处于下风，又出于政治经验缺乏、斗争策略错误以及思想观念陈腐，最终导致斗争的失败。于是“党锢之祸”风生水起。
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认为，这次“士大夫的抗争，不是为了推翻这个政权，只是要求政治的改良以挽救这个政权”。然而，东汉的党锢之祸，正是东汉政权走到终点的一块路碑，也成为黄巾大爆发的一声信号。余英时先生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认为党锢之祸前后，中国传统的士阶层实现了群体之觉醒，这既是党议兴起的原因之一，同时也通过党议进一步表现出来。（援引于《2O世纪以来的党锢之祸研究综述》王传武）
11、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先生著名的演讲，又称“魏晋风流”。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一般理解为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魏晋当时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它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
魏晋时期，战乱纷争，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生命飘摇，各种矛盾交织，冲突激烈。由于存在思想的理性与生活的感性之间的矛盾，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黑暗之问的矛盾，内心的痛苦与行为的放任之问的矛盾等等，特别是以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在言行和作品中否定两汉以来的传统价值观，提倡不为物累、任性自恣、风流潇洒的人生态度。于是形成了一种奔放、洒脱、旷达、飘逸的风范。所以，魏晋风度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一种对人生的消极的态度、无声的反抗，同时也是对心灵压抑的一种曲折表达，是黑暗中绽放出的光彩，也是矛盾冲突中诞生的奇葩。
魏晋风度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士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特定的异彩纷呈的思想和历史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士族文人们遭受了离乱的痛苦、政局的迭变，身陷政治的毁败和险恶，深感前途莫测，世事难为。于是在思想价值观上，“援道入儒”，将主张积极人世的儒学高高束起，转而投向清净无为的老庄之学。基于此，在文化和生活上就形成了一种不拘礼法，追求个性自由、高自标持、旷达任放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魏晋风度之中个性的彰显、思想的恣纵、行为的风雅所达到的美学高度，在中国的闲适文化中却具有深远的意义。
12、纸大兴
据史料记载，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人们主要采用十分笨重的竹简、木牍和价格特别昂贵的缣帛作为书写材料。大约在西汉时期，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并开始扩大了造纸原料的选择范围。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61—121）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利用废旧麻料、树皮、破布、破鱼网等作为造纸原料，改进造纸工艺，降低造纸成本，提高纸张质量，制成了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纸张随之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造纸技术和纸张也自此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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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东汉末年，造纸原料的取材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延伸，造纸工艺日臻成熟，比如赵歧著的《三辅决录》中记载说东汉末年造纸能手左伯造出的纸张比蔡伦的纸张更为细腻白洁，该书还认为左伯的纸、张艺的笔、韦诞的墨都是当时名贵的书写工具。由于纸张的出现，使其迅速成为竹简、木牍、缣帛的有力竞争者。清人孙毓修著的《中国雕版源流考》认为：“竹帛废而纸大行，当在魏晋间矣。”从存世的文献资料和地下出土的文物看，魏晋时用的最多的还是简牍，其次是纸，最后是帛。这主要还是从成本考虑，帛的成本最高，而掌握纸张制造工艺的工匠并不多，其产量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直到公元403年，东晋桓玄下令废简用纸，才开始了纸张作为主要传播载体的历史。到了三四世纪就基本上取代了上述三种文字书写材料，成为人们唯一大量使用的书写材料，各种名纸的陆续生产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