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还是中唐公文写作大家，其奏疏一类的公文，建言切实，持论笃正，善于敷陈；并以其特出之才，匠心独运地将骈散揉为一体，行文反复曲畅，运单成复，不以排偶为拘；同时，其公文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成为当时针砭时弊的有力武器，故前人评价他的公文写作是前无古后无今，可见其在中国公文写作史上的地位，实与古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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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上下。其文风，开了宋人四六的先声，但宋人喜用成语，流入平庸，陆贽则多用平易的词语，谐和自然的语句陈情论政，以求叩动人心。用这种笔法写作公文是合宜的，故宋元明以后，官府应用文字大多尚陆贽之文而发展，其公文亦被后世奉为圭臬。陆贽骈体公文的成就和鲜明的公文特色：陆贽一生经历建中动乱、贞元苟安。社会极其黑暗的时代。作为一名辅佐皇帝的秘书官员，他写了大量的政论（包括制造、奏草、中书奏议），为治乱息兵呼吁，为体恤百姓呐喊，被后人评评为“有足为万世龟鉴者”。
作为一名公文写作人员，陆贽有奖骈体公文从淫靡的文风中解脱出来，摒弃了骈体公文固有的弊病，保留了其节奏感、抑扬铿锵的特点。（1）具备公文的使用功能，经世致用：将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德宗时期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为文真正实现了经世致用。（2）具备鲜明的公文特色，明白晓畅：录制的骈体公文内容深入议论国事，表达明白平易、明白晓畅，充分显示了公文语言的基本特点。陆贽的公文不仅在古代贡问公文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用骈体文的形式负载公文的内容，又用公文的内容创新骈体文的形式，使公文创作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其公文表达上的进言技巧和公文创作上的革新精神，更对当代秘书工作以及秘书工作者有着很好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其著作据权德舆《陆宣公文集序》载，有制诰集十一卷，奏草七卷，中书奏议七卷，文集十五卷。今文集十五卷已佚，只存三篇试贴诗，奏草与中书奏议后人合刻为《陆宣公奏议》，流传极广。陆贽堪称中唐公文写作大家，权德舆《陆宣公文集序》称其草写文诰往往能够“洒翰即成，不复起草，初若不经思虑，及成而奏，无不曲尽事情”[1](卷493)其奏疏一类的公文建言切实，持论笃正，无往不可，说理则缕析条分，不蔓不枝。“其于议论应对，明练理体，敷陈剖判，下笔如神。当时名流，无不推挹”。可见，前人对其公文写作评价颇高。
16、唐笔记小说
笔记小说的起源最早以《山海经》为起点，其创作绵延不绝，作品层出不穷，直到清末民初仍有造作，是被封建时代的文人学者所认可的“正统”小说的唯一形式。笔记小说的特点是短而杂。短，是由于笔记小说家们在创作时采用了史家所谓“求实传信”的笔法，排斥了艺术的想象和虚构，不事雕琢，随笔记录，粗陈梗概，以保持其固有的朴野和真实。杂，是由于其来源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或是从史书中剪裁下来的、为孔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之类的边角料。《中国文学大辞典》说：笔记小说，古代小说类别名。文言小说的一种。大多以随笔形式记录见闻杂感而成。笔记作为一种著作体式，其杂和散的特点影响着笔记文体本身，使它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而笔记这种文体，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笔记往往是对见闻、心得的记录，并不追求过分加工，篇幅以短小为主、风格以简朴为主，文本基本保持原始材料的特征；笔记作品因收集和处理材料的随时、随意而划分条目，严格讲是无体例，从而呈现非系统性；笔记继承了子部小说家类的学术传统，一向为个人书写，呈现出非官方、非正统的学术性质，这种性质自唐代以来或多或少具体要求表现为编写的娱乐目的。
唐代是笔记写作的高峰期，御史活动是唐代笔记小说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首先，闲话是产生笔记小说的基础，唐代御史职业生涯的传奇经历，正好为民间闲话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其次，御史文学家以其丰富多彩的生活阅历为背景，记述了一个个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丰富了唐代笔记小说创作。再次，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宦海浮沉等原因，出入于馆驿、客舍之中，其流动性为搜集故事、小说传播带来方便。加之，唐代的经济繁荣达到了鼎盛的时期，下层人民有更多的精力来追求各类精神产品，这些使得笔记这种异类的文体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唐代笔记小说的繁荣是包括文人们、甚至于下层人民在内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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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结果。唐代的笔记写作出现几个重要的变化趋势：其一，叙事类笔记充分发育并从笔记中基本独立出来，发展出传奇这种叙事文体。其二，史部杂史类显著增加，出现一批考证辨订类笔记。可以说，后来的所有笔记类型此时都已产生，基于此原因，宋代《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将唐人笔记分别列入经、史、子、经四部。其三，唐人一方面将笔记与正史并提，再次提高了笔记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极大张扬了笔记的娱乐性。“和唐人的关注现实，重视事功一致，许多唐五代笔记表现出强烈的娱乐性和世俗化的倾向。它们走出了严邃的学术殿堂，去掉宗教的神圣光环，也不限于纪述达官名士的轶事，而是广泛记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题材和内容远比前代丰富多彩。”
正因为笔记为作者提供了极为广阔的放言肆论的空间，所以笑话、游记、传奇等传统文体，随笔、小品、杂文等现代文体往往孕育于其中在笔记史上，唐五代时期是一个十分重要发展的阶段。唐人注重事功，关怀现实，重视物质和精神的享受，很少有人穷年累月闭户下帏地去从事名山事业。对他们来说，笔记这种著作体式似乎是一种最佳的选择。所以这一时期，笔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唐五代笔记的数量无法做出精确的统计，以《新唐书》、《艺文志》而言，仅子部《小说家》类已著录笔记五十余种，加上史部、杂史类和杂传记类中《大唐新语》、《国史补》、《传载》、《史遗》、《朝野佥载》、《封氏闻见记》《》、《投荒杂录》等，即有近百部之多。其它如：经部、乐类中《教坊记》、《乐府杂录》、《羯鼓录》，地理类的《吴兴杂录》、《岭表录异》、《北户杂录》，集部总集类的《杼情集》、《本事诗》等，都可以视为笔记著作。《新志》不著录五代的笔记，而唐人笔记如：郎余令《冥报拾遗》、南巨川《续神异记》、戴孚《广异记》、薛渔思《河东记》、、刘山甫《金溪闲谈》等，均未见于《新志》，可见《新志》的著录很不完备，遗失尚多。
唐五代笔记以唐五代人而记录当时的人事见闻，因此，它还保存了大量政治历史、典章制度、人物传记、文学艺术、思想观念、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史料，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唐五代轶事笔记和史学著作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的笔记如《开成承诏录》、《文武两朝献替记》等，本身即是史学著作。有的直接摘取史学著作编成和史籍有着共同的史料来源，如《大唐新语》、《谈宾录》等；有的则以《史补》、《史遗》、《阙史》、《遗事》为书名，自称是史的支流。作为当时人的记载，它们提供的史料有的可据以补史籍的阙遗，曾经被正史采用或参考，有的则可据以纠正史籍的错误。
唐笔记小说的兴盛是唐代繁荣经济在文化领域上的反映，又反映出唐代的社会风貌，唐五代笔记在当时的文人中曾广为传播，并被后来的笔记所借鉴或取支。
17、活字印刷术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代的毕昇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所以后人称毕昇为印刷术的始祖。毕昇，约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人，他的生平事迹，除同时代的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简略地说他是“一介布衣”外，已无从查考。
印刷术之所以从雕版印刷术过渡到活字印刷术，是因为雕板印刷固有的局限性，它既费时又费料，难以应付社会上日益增长的对书籍的需要量。就如元代人王祯就说过：“板木工匠所费甚多，至有一书字板，功力不及，数载难成。虽有可传之书，人皆惮其工费，不能印造传播。”(《农书?造活字印书法》。而活字印刷术的制作及使用如下：先用胶泥做成许多长宽相同的小方块，刻上字，用火烧硬，然后按韵排列，用时便于检出。需要印书时，把检出的字，成句地排在铺有松脂、石蜡和纸灰的铁板上，四周围上铁框，用火加热，使松脂、蜡类熔化，再用平板把字压平，冷却后就凝结成板型。随之，刷墨、铺纸就能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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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来。他常用两块铁板交替使用，假如只印二三本，还看不出它的优越，如果印上数十、百千本，便可看出印制极为快速。印完的铁板再加热，蜡熔了可以把字拆下，放回原处。第一块板印完，第二块板已经排好字，周转灵活，与雕板比较，无疑是一个飞跃。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所用的材料是胶泥，所以被称为“泥活字”。在其后的元、明时期，又有了以锡为材料的锡活字、以木为材料的木活字、以铜为材料的铜活字和以铅为材料的铅活字等。从此，中国古代印刷迎来了一个很辉煌的时期。
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印刷术先后传到朝鲜，日本，中亚，西亚和欧洲。16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非洲、美洲和俄国的莫斯科，19世纪传人澳洲。从l3世纪到19世纪，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活字印刷术传至欧洲时对于欧洲的字母文字来说，所有的词句都是由基本的几十个字母组成，并不像汉字的那样独特，即便是一字一刻仍需制作几万枚不同汉字的字模。因此，这种文字上的天然差异也就使得他们更具备普及活字印刷术的条件。15世纪，在毕昇活字印刷思想的基础上，一位名为古登堡的德国工匠发明了更具开创性金属活字印刷术，进而真正开启了文化的大众传播时代，公元1456年，古登堡用活字印《古登堡圣经》。古登堡所发明的这一整套金属活字印刷工艺大大提高了印刷机的使用功效，提高了印制效率的同时也严格保证了印刷成品的质量，他也因而成为举世公认的现代印刷技术奠基人。
金属活字印刷术对近代文明最为直接的影响无疑表现在知识的传承方面。在明清年间，小说盛行，在活字印刷术技术支持下，各类读物能够得到广泛的印刷、流传，使得现在很多的名著典籍得以保留（当然，明清时期只是个典范）；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时期，很多的普通民众很难有机会读到书、接触到知识，文盲率也普遍较高。但在新型印刷技术广泛应用之后，书籍得以大规模、低成本复制，原先获取知识的壁垒被打开。特别在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得以推行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印刷术的成熟和普及。因此，人们逐渐有机会、有条件接触到更多的书籍与知识、思想。这为新式教育的普及、文化思想交流创造了动力也提供了条件。对阅读以及知识的渴求，使得教育在近代早期蓬勃发展起来，公民识字率节节攀升，为近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智识基础。印刷术所带来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也为我们带来了报纸、期刊等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信息传播媒介，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的空间观念的形成。一定区域内的人“异质”成分缩小，“同质”成分日益增加，社会成员的团结感和连带感明显增加，从而使人们日渐意识到自己是有着共同血缘、语言、文化、情感和利益的共同体。印刷物使得相似的人们更能彼此认同并且更加相似，而人们也得以有了渠道表达自己的话语，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这对于民主社会的建立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