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安门认为，办报不仅促进上海本身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要向他们的“母国”大英帝国乃至世界各地争取对上海的发展和重视。他竭尽全力在英国唤起一股热情，支持从现有水平上同清廷政府建立更加密切的政治联系，更加扩大对华贸易，还要使公众懂得这样做对于英国和整个文明世界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该报作为以赢利为目的而开办的行业，努力扩展业务，以满足上海外侨和华人上流社会方方面面的需求。由于需要刊载的信息日益增多，1864年7月1日，为适应不断扩大的国际商贸情势，该报将其附刊《航运与商业日报》改名为North China Daily News即《字林西报》，以其发行商英商字林洋行命名，独立发行。英文《字林西报》素有代表在华“特殊商务利益”的“英国官报”之称，《字林报业》与英租界及此后的公共租界当局关系密切，并得到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工部局的支持和赞助。
小刀会起义后，租界人口大增，规模扩大，房地产及各种生意空前繁荣，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上海淘金。该报发行日益扩大，由进出上海港的外国商船，被带到中国其他商埠及南洋各地，乃至英国本土，受到英国和亚洲各港口的普遍重视。因此，《字林西报》又以船期新闻和商业新闻闻名于世，洋行和航运业是报纸的主要订户。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描述道：“《字林西报》为纯粹英国式之报纸，在上海为工部局之喉舌，故社会上颇占势力。其立论常与华人意志相反，故注意外事之华人多阅之，近因经营有方，自建房屋，浸浸然为英人在东方之唯一言论机关矣”。
《西国近事汇编》、《申报》等中文报刊，经常翻译《字林西报》、《文汇报》等报内容，很大程度上移植了西方先进的近代思想，开创了文化的新视野和新境界，有效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政治社会以及工业化革新。外报的传入，还直接带动了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很快后来居上。民族资产阶级报业是上海近代报刊的主流，主要是脱胎于外国人创办的商业性报刊，注重经营管理。《字林西报》出版持续近百年之久，它从事文化传播并参与了近代中西文化融合的全过程，为推动近代上海文化产业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24、洪仁玕
洪仁玕出生于广东花县，自幼读书，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有较深的儒学修养，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思想和传统价值体系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深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渴望“达”，不甘于“穷”，希望通过“达”进而大展宏图，“兼济天下”。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尽心尽力地读圣贤书，习八股文，一而再、再而三地应试，希望在清王朝封建专制体制中谋一个位置。虽然“经考五科不售”[1 J( 的经历，耳闻目睹官场的腐败，家乡农民的贫困，使他对现存政治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但是，他并没有自发地走上叛逆之路。洪仁玕首次反抗是在洪秀全的影响下发生的。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首先参加的是冯云山和洪仁玕。这一时期，他跟随洪秀全除去私塾中的孔子牌位，致使学童离校，自己也丢了饭碗；他也曾搬掉家中的神像，被其兄杖责，并被赶出了家门。从洪秀全、洪仁玕的言行看，这次反抗仅仅是想用西方的宗教偶像取代中国传统的偶像，还没有触及封建专制体制本身。之后，洪秀全、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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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山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播推广拜上帝教的活动中去了，而洪仁玕一直到1849年还在继续应试，希望中一名秀才。还想通过科举追求所谓的功名，在封建专制体制内讨生活。可见，此时的洪仁玕“达”的愿望多么迫切，虽然也有叛逆言行，但那只是在洪秀全的鼓动下的激愤行为，并没有完全与现存封建专制体制决裂，还不是一个叛逆者。金田起义，洪仁玕没有参加，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被家人阻拦，一是被朋友挽留口。不管是家人阻拦还是朋友强留，只是原因之一，他自己态度不坚决，恐怕是主要原因。足见他在此时还摇摆于对现存封建专制体制的顺从与叛逆之间，而顺从占主导地位。洪仁玕完全成为一个叛逆者是在金田起义之后。金田起义的巨大成功，使洪仁玕认识到了“欲出仕于妖门”[1]( 之虚妄。加之清政府把他作为洪秀全的同党严加追捕，没有了退路，他这才义无反顾地走到了反叛者的行列。后因逃避清政府的迫害，辗转流亡香港，在那里“授书夷牧”。1854年赴沪，准备前往天京。但因“洋人不肯送”和小刀会起义军“不信为天王之弟”，终未成行。洪仁玕只得再返香港，担任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直到1859年，洪仁玕才在外人资助下乔装商贾，经粤、鄂、赣等省抵达天京，受到了洪秀全的重用。然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其时已处于降弧阶段。杨韦内讧严重削弱了天国政权，石达开的出走又“将合朝好文武官兵带去”。而作为后期支柱的李秀成、陈玉成则未掌握军政大权，于是出现了洪氏亲贵擅专的不良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势下，洪仁玕的政治、军事活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所提出的变革主张。因为“开新朝，必须颁新政”，洪仁玕把自己的主张和方案集中于《资政新篇》，呈交洪秀全并公开颁布。《资政新篇》的许多建议得到了洪秀全的首肯，但是，同逼近天京的清军进行殊死战斗已成为太平天国的主要任务，这场农民战争也不久覆灭。《资政新篇》与《天朝田亩制度》都未见诸实践，而其原因则大相径庭。1864年天京城陷时，洪仁玕正奉诏赴浙调兵。他立即急返赴难，在湖州与逃亡的洪天贵会合后转人江西。但在优势的清军追击下，兵败被俘。这年十月，洪仁玕在南昌被“凌迟处死”。作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最具时代特征和顺应历史趋向的思想家，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洪仁玕的独特的经历和思想，鲜明而又集中地展示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时代特点与发展趋向。可以断言，洪仁玕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早期代表人物，他在学习西方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远超过洪秀全等。他生在“富而通”的广州附近，又在香港生活和工作了相当时期，对于西方的了解，在同代人中是颇为罕见与突出的。当然，除了环境的影响外，洪仁玕自身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他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善于观察和思索，不拘于传统观念，志在“革故鼎新”。因之，在剧变的近代中国还处在发轫阶段，他已窥见了诸多端倪，开始感悟到时代的脉搏。他出身于农家并投身于农民战争，但又是接触和了解世界较多的知识分子。所以能够超越了农民的眼界和观念，脱出了“向后看”的农业社会主义，淡化了宗教色彩，成为太平天国的一抹亮色。
在经济方面，洪仁矸提出的政策大体仿效西方。他主张发展工业，“兴器皿技术，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并“限制他人仿作”。他重视采掘业，“兴宝藏，凡金银铜铁锡盐琥珀壕壳琉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小则准乡，大则准县，大大者准省及省外之人来采也。”他还主张“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孚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之利”。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洪仁玕还关注金融、财政、邮政、保险等举措：“兴银行，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赀契式禀报人库，然后准领一百五十万银纸，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图章，或银贷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邮政不可轻视，应“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新闻馆以报时事长变，物价低昂。邮亭由国而立，余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亦需“兴市镇公司，主官严正，以司工商水陆关税”。西方的保险事业，也引起了洪仁玕的关注：“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凡物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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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无失则赢其所奉。”洪仁玕的经济主张尽管还较粗糙，但却显然具有资本主义化的趋向，在社会化的大生产面前，不再感到恐惧与感伤。然而，这种经济纲领还是缺乏相应的社会条件。
在其政治思想中，洪仁玕的政治纲领没有逾越君主制度。但是，对于西方国家的“邦法”、“国法”的了解，蒙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接受了杨韦内讧的惨痛教训后，赋予他的政治主张以新的内涵。洪仁玕希冀建立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他反对“据立”的“结盟联党”，因为这只会引起严重的消极后果，使得“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持之端”，形成“弱本强末”、“假公济私”的祸患。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则必得加强中枢的实力，同时，“朝发夕至”的火车、轮船及“以泄奸谋”的新闻纸都是这种政治体制赖以存在的重要手段。
当然，洪仁玕的“权归于一”的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因素。他认为“上下情通”极为重要，可使“中无壅塞弄弊者”。此外，还需十分关注“由众下而达于上位”的问题。他为此提出“以收民心公议”的“新闻馆”和“暗柜”，作为通达的中介。政治清明显然为洪仁玕的理想，他建议设置类似监察机构的新闻官，其职责为“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新闻官具有独立性，“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他认为这样可使得“奸者股栗在诚，忠者清心可表”。此外，还必须“禁私门请谒，以杜卖官鬻爵之弊”。又使官吏各得“俸植”，严惩贪赃枉法的罪行。作为中国最早提出国人自己办报理念和理论的人，洪仁玕的新闻思想十分具有前瞻性，他对于报纸的作用、功能，以及对报人要求的阐述，直到今天仍是新闻理论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西方文化的熏陶、太平天国农起义政权的建立及其宣传政策的影响，是洪仁玕新闻思想的渊源：总理朝政、权重一时的地位，革故鼎新的《资政新篇》，使这位农民起义领导者的新闻思想得以彰显。洪仁玕的新闻设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完整的新闻思想表述，尽管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而导致洪仁王干新闻事业设想的夭折，但他的新闻思想却奠定了中国近代新闻理论的基础，为后来的国人办报，尤其是维新派办报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洪仁玕法制思想继承了我国古代法制思想的民主性精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所发展，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斗争实践的结晶，是农民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是当时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意识形态里的反映，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积极学习资本主义法制的结晶。因此，它深深地打上了资本主义时代潮流的烙印，并带有民主和科学的因素，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洪仁玕没有也不可能像资产阶级那样把实行法制作为限制君主权力、反对封建专制的手段，而只是提倡“奉行天法”、“权归于一”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导人洪仁玕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以平等的心态对待西方，以宽广的胸襟学习西学，提出了一个富民强国，从而“与番人并雄”的近代化发展方案，表现出超越时人的远见卓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