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广播电视新闻学
陈明贤34号
一、名词解释
1、历史
我们一般认为：在广义上，“历史”是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而狭义的历史则必须以文字记录为基础，即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才算历史。历史是什么？关于历史的说法，自古到今，都是众说纷纭，但是大多数是集中在历史是否代表真实的问题上。卡尔说：“以事实依据为主要内容的往事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材料源于《历史是什么？》）所以，“历史首先是对真像进行描述，但在形式上完全可以达到美感的表现。因此历史可以说是艺术的一个特殊种类”。《历史是什么---一项纯形而上学的思考》“不可能有一部表示真正过去的历史，只有各种的历史解释，而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每一个世代都有权做出自己的解释。”正如葛剑雄所说：“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包括人的精神活动）本身，更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的，有选择的记录。”所以，历史是对发生过的事实的主观并且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的记录。
历史当然也不是简单地被记录下来被封存下来，历史是一部教科书，它对于先进的社会、文化思想等的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学着对历史的现实作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比如，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还有，贝克尔说：“历史是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历史是可以是人们想象的再现这一事件的一个象征。”在现实社会下，使历史事件不断还原，进而，我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最终实现了超越，将其应用到现实中。这正表明，历史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具体的和多样性的过去之学科，以解释人类社会具体的现在和未来远景作为宗旨。”《苏联大百科全书》因此，历史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力量，通过历史可以让我们了解过去、对比现在、展望未来，不断对社会的发展起到镜鉴作用。
2、新闻史
新闻史不仅是一门类同于历史一样。历史是对过去事实的记录的学科，而新闻史是对新闻这一社会信息传播现象和社会信息传播活动的记录、分析和解释，是关于新闻的历史。方汉奇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戈公振先生曾说：“所谓报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新闻史正是以这样历史的高度来发现、洞察新闻事业的现状并以此来反哺于传媒事业。因此，新闻史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正如历史对人类社会进程的作用一样，美国新闻史家迈克尔·埃默里与埃德温·埃默里在其《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原序”中说：“新闻史就是人类为了传播而进行长期斗争的历史，即发掘和解释新闻并在观点的市场上提出明智的意见和引人入胜的思想的历史。（部分援引于江凌《中国近代新闻史研宄及其研宄趋势分析》）
3、轴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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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是由雅斯尔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人类共同的精神突破期。它是指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中东以及欧洲，也就是在从希腊至东亚这一地理轴心上，不约而同地在人类文明精神的取得了类似的重大突破（主要是哲学思维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个时期被称其作“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
“轴心时代”之提出是为了彻底破除在西方世界由基督宗教信仰所缔造的历史哲学神话。“轴心时代”意味着中国、印度和希腊这三种文明在这期间都以“突破”其早期文明为前提，并开启了各自文明后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宗教一伦理观、文化模式。正是在这一时期，人类开始拥有了觉醒的意识，意识到了整体、自我存在的意义及其限度。”（援引于《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李雪涛）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它让人类的主体性得以体现．清醒的面对我们周围的世界，而那些没有实现哲学超越的文明则衰亡了。”（援引于《哲学与时代精神轴心时代中国-9希腊哲学产生之初的比较研究》邹之坤，刘成林）古希腊、中国的精神文明通过了时间的老考验，因此长青于世界之林，而正如古巴比伦两河文明却不能够长久保存，这就是“轴心时代”带给我们的财富。它们不仅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更是一种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它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现今世界的发展得益于“轴心时代”。
4、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思路，“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思维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强调的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天人合一”观主要有儒家和道家两家之言，都是指天与人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大体上是讲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道家的‘天人合一’则是讲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古代经典“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生态观》关茜）。后来，“天人合一”被汉代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特别是在秦代，董仲舒使其为统治帝国的合理性作辩解，在往后的几百年逐渐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当然，“天人合一”的影响范围不仅仅局限在中华文明圈中，“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特征的整体论思维方式以及其人文主义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能补充西方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不足，能够成为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思想源泉，有条件成为人类战胜生态危机，建立生态文明的主导价值观”（《先秦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观及其现代价值》孙丽娟)。另外，“天人合一”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之间都有很强的镜鉴作用，不论是在地域上的广度，还是在年代上的深度看，它都绝对是一朵奇葩。
5、采诗制度
采诗传统源自先秦，发展于两汉，在采诗传统的背后是一种政治诗学观，即通过诗歌干预现实政治。它是周朝的一种政治制度或者说是文化制度。它源于统治者由于重视民情，认为诗歌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状况，并让人从中观察出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能起到“上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下可以‘泄导人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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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设立。在对汉乐府民歌的研究中，最为通行的观点是“采诗娱乐说”。另外，持此说的论者认为乐府采诗是“因为当时统治阶级如此爱好‘俗乐’，所以才大量采集民歌”（《上古采诗与汉乐府诗歌》洛保生），这里暂不讨论。
但是，采诗制度的“补察、“泄导”功能在事实上从来就没有现实地存在过，纯粹是理想中的幻象而已。采诗制度中主要分为乐府机构的采诗和政府官员观风俗的采诗，二者的采集对象、采诗目的和关注点不同。乐府机构的采诗侧重于对诗歌的音律，是为了乐曲的创作而采诗，即使少量作品也能反映民情。而政府关于的采诗集中于“反映民情”，但是“在东汉时期采诗观风的做法得到强化，进一步发展为“举谣言”制度。所谓“举谣言”便是根据民间谣言来评定政府官员的业绩，并以此确定官员的升迁、降黜”（《论汉代采诗制度及其对乐府民歌创作的影响》吴从祥）。采诗官的选材也会受到利益的驱使，他们就会根据自身需要来选取素材，很难实现“观民风”的实效。
采诗作为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活动，对当时朝政有着重要影响。采诗制度的创立，对于反映当时当地的民俗民风，在“举谣言”盛起下，乐府诗歌主要侧重于表现百姓疾苦和歌颂官员（实为讽刺）的两大主题，但是却促进了乐府诗的兴盛，但也使得内容呈现出枯燥的一面。但随着时代变迁，这一行为的文化意味越来越重，对后世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作用。
6、“郑人不毁乡校”
“郑人”在这里指的是以子产为首的支持乡校的郑国人。“乡校”是古代村社成员公共集会和活动的场所，或者说是我国古代贵族的学校。“国人”在乡校中能自由地议论朝政得失，这是原始民主制度的遗存。“不毁乡校”反映的是子产善于听取人民意见的民主进步思想。当然，这里说的人民也只是局限于“国人”，“国人”的范围也只是下层贵族及上层庶民所合成而以下层贵族之土。
“郑人不毁乡校”的典故来源于《左传》，其载：郑国民众常到乡校议论朝政，郑国一些大夫认为此举不妥，建议主持国政的子产把乡校毁掉，子产不同意。于是，便发生了争论：｛然明谓子产日：「毁乡校何如？」子产日：「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论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当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子产“不毁乡校”更在于当时郑国的“国人”这些原是民主力量依然很强大，在政坛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郑国国内矛盾错综复杂，各大势力往往稍有不适就相互诘难。子产便本着开明的思路，为这种矛盾开辟一个矛盾得以诉诸的场所，实为一种矛盾缓和的工具。“郑人不毁乡校”的巨大作用在于开拓了民主反映的渠道，使得郑国的政治得到了长远的发展，那是原始民主制在郑国的遗存。当然，对后世也是一种宝贵的借鉴。
7、焚书坑儒
秦朝统一以后，博士淳于越又提出恢复分封制的主张。大臣李斯坚决反对，并认为儒生以古非今，私学诽谤朝政，要求对他们加以禁止。34年秦始皇下令：除秦朝国史、医药、术数、农技、园艺等著作，其它一律焚毁。凡谈论《诗》、《书》等儒家经典者处死，借古谤今者灭族，废止私学，欲学者以吏为师。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坑儒”是指秦始皇晚年为求长生不老，遂寄望方士可为他寻觅不死仙药。但因方士侯生、卢生等人批评、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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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秦始皇，秦始皇深感此事很有害于他皇帝的尊严，于是恼羞成怒，不得不向天下人做一番自我表白，同时，声讨方士，并且嫁祸于无辜的儒生，涉嫌儒生们都被坑杀。
在以往的观点上看，焚书坑儒源于秦始皇的专制暴政。但这只是狭隘地从主观方面来看待事物。秦始皇是极有谋略的人，焚书坑儒并不是他一时兴起的无聊举动。“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秦始皇和宗室的关系历来就不很融洽，宗室一直对秦始皇继承王位的合法性存在质疑和反抗。”特别是以武力夺得的帝位更使得这些以儒家宗法为食的士人加以批判，坑儒事件是一场“封口”运动，或者说是一条矛盾触发的导火索，当博士淳于越代表宗室姻亲与王子王孙提出要重树封建时，李斯借机上奏对这帮儒生文士进行了一番惩罚。之后发生的方士卢生、侯生逃匿事件，只是李斯无限扩大以打击政敌的借口。另外在王一军的《琅邪碑文与秦宫廷血腥权利之争》中提到焚书坑儒时间的发生是由于秦宫廷内部的权利之争引起的，“可以说宗室大臣的反叛才是秦始皇采纳郡县制、废除封建制的真正原因。”当然，这一事件也并不是完全意义上做到绝对化，“禁书令”的作用范围只局限于下层士民，而对于秦宫廷的诸位公子、宗室成员、高层官员和博士们并不起作用，事实上，他们还是接受《诗》、《书》教育。因此就有在秦二世时，朝廷中博士职官数十人，即秦朝并没有真正放弃利用儒生和儒术来协助治理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