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已经完全淡化了对经济增长的速度需求。”祝宝良谈到，事实上，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尤其在当前的严峻形势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显得尤为必要。
“基于这一背景，一方面要牢记…稳?字当头，既不能对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坐视不管，更不能再单纯追求速度，盲目上项目、铺摊子。否则不仅无法帮助中国经济战胜挑战，而且会留下更多结构性的后遗症。”权威人士谈到，“另一方面，在确保明年经济运行大体平稳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加快经济转型，加快为新的更高水平的增长储备条件。”
“会议提出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正是基于这一目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国内外形势看，今后不论是相对高涨期还是相对低迷期，中国经济都必须更加注重扩大内需。目前来看，结构性减税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机制之一，“在这一领域，仍有加大力度、做足文章的明显必要性。”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要找准着力点：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转方式?的核心任务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权威人士表示，消费需求如果真正被激发出来的话，能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因此要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
事实上，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6年来首次超过了投资增长的贡献，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年初预定增长目标的第一“功臣”。
放眼未来，专家们认为，中国扩大内需依然有巨大空间，最大的潜力来自城镇化。“通过城镇化的推进，既可以拉动投资，又可以增加消费，是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点。”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认为。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不仅距离发达国家70%的水平尚有差距，甚至低于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等国。据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GDP就会增长1～1.5个百分点。
“不过，中央着重强调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镇化，而是有质量的城镇化。”尹中卿提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各地长期以来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镇建设，过分注重建成区规模扩张而忽视人口规模集聚，把农民工仅仅当作生产者而不愿接受其成为市民，结果导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工作居住还无法真正融入城镇生活。
“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阻滞城镇化进程，甚至会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他告诉记者，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中央才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并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未来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下一步要加大政府公共服务投入力度，逐步使户籍所承载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均等化，为户籍制度改革创造条件，扫除障碍。”尹中卿表示，“城镇化不等于大拆大建，要更加注意城市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软件?和规划管理水平上下功夫。”
“对质量和效益的追求，还体现在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提升产业的整体素质。”祝宝良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化解产能过剩。
目前，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尤为明显。例如，目前我国粗钢的产能为9亿吨，水泥达到29亿吨，都分别占到世界产能的一半左右。一些新兴行业也存在盲目发展的问题。
“既需要通过兼并重组、科技创新等解决…旧账?，又需要通过合理布局，严把关口防止新问题发生。”祝宝良说。
统筹兼顾推进改革
“改革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在贾康看来，“必须牢牢抓住改革这一关键，才能把中国经济的大好局面延续下去。否则，不断凸显的诸多矛盾会制约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此，权威人士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两个转变，即从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从规模扩张型发展转为质量效益型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成为2013年经济工作的关键词，而改革是最重要的推动力。
“首先，实现经济增长的稳定，就要注重不断改善宏观调控，特别是要完善宏观调控的方式和传导机制，这些都需要经济体制，特别是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给予支持;其次，转方式的重点是改变企业和各类市场主体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最重要的是完善机制、完善规则;调
结构，最重要的是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些也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他指出。
“改革肯定是红利，但绝不是摆在那里等着我们弯腰去捡的红利。”何志成认为，实事求是地分析改革红利，既要看到，未来10年中国有着“以城镇化为依托的巨大内需潜力，有着转型与改革的巨大空间，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战略机遇”;同时也要看到，改革会带来“阵痛”，会遭遇巨大的阻力。
对此，权威人士认为，应充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三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人民的主动创造功不可没，群众的积极探索至关重要。这一点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依然适用。
“但今天的改革已不是当年的…帕累托改进?，许多改革措施都不可避免地会触动某些既得利益。”他表示，因此当前的改革要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去破解利益格局调整中的难题，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来扩大改革共识、凝聚改革动力、推动改革前行。
农业经营推进体制创新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5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762字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的前提是要维护农民在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不能一个主体取代另一个主体，要允许和鼓励现阶段农业经营多模式、多样化存在和发展。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中国农业经历十年黄金发展期之后，走到了一个新的改革节点。
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的背景下，农村农业发展形势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大量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部分地方开始出现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和农业兼业化、副业化等趋势。
进一步来看，农业部所属研究机构的专家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传统小农经营产业化组织程度较低，劳动生产率不高，已经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形势不相适应。
另一方面，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主体在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优势明显，日益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新兴力量。来自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达到28万个，带动各类生产基地规模占全国农业生产总规模的60%以上。
但是，新型农业生产主体面临经营规模难以扩张，土地稳定流转困难且流转期限短期化等的制约，亟待推进农业经营主体创新。
为适应农业生产需要，上述专家透露，下一步将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并且，将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对新型经营主体进行适当扶持，包括土地在内的农业资源适度向新型经营主体集中，以壮大并创新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等生产经营形式。
同时，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的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将得到更多支持，逐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对近年来资本大规模参与农业生产经营现象，上述专家透露，下一步政策层面将更多地鼓励其发挥在金融、科技等服务方面的功能和优势，对其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环节将会作出必要的限制。
政策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随着中国农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革、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加快，中国的农业经营主体正由相对同质性的家庭经营农户占主导的格局，向现阶段的多类型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转变。其中，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以及社区性或行业性的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纷纷出现并发展迅速。
上述专家分析认为，另一方面，传统农户兼业化、副业化趋势加强，生产功能弱化。在生产上，体现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产出效率徘徊不前。在产品供给上，体现为自给有余而提供商品不足。
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在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优势明显，在保障产品供给、应对市场风险、推广农业科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大，日益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新兴力量。正因为此，下一步国家会从政策、资金等方面进行适当扶持。
来自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达到28万个，辐射带动农户1.1亿户，农户年户均增收2400多元，已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主体。
其中，龙头企业销售收入达5.7万亿元，出口创汇额占全国农产品出口额的80%以上，所提供的农产品及加工制品占农产品市场供应量的1/3，占主要城市“菜篮子”产品供给的2/3以上。
受访专家指出，在此背景下，要进一步创造条件鼓励、支持代表农业先进生产力的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专家分析说，新型农业生产主体面临的主要制约是经营规模难以扩张，土地稳定流转困难且流转期限短期化，需要通过改革农业经营制度，清晰界定承包经营权的产权边界和加强产权保护，在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使土地资源向富有效率的新型经营主体自愿集中。
具体而言，一方面，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性、平台性设施等的公共投入和政策扶持的力度，并完善农业公共政策和公共投入的绩效考核;另一方面，对特定的农业扶持措施和政策，譬如新增补贴资金，可适当向新型经营主体倾斜，并尽可能地直接落实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之进一步具体化。他对本刊记者说，今后中国农业的前途应该是家庭小农经营，再加上适度规模经营。
“种植大户搞规模经营，若有利可图，可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是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和养殖的农户对接市场的组织形式，国家应该给予支持。”他说，“就农业企业而言，农业加工、流通、技术、储存等与一般小农无竞争的环节有存在的价值，国家可以给予一定政策上的支持。但在生产环节，国家不一定要给予扶持，甚至应该限制农业企业的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