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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权法的出台背景与规定的物权体系及重点规
则
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立法，已经成为正式的法律。这部法律出台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规定的物权是何种体系，其规定的主要物权规则有哪些重要的变化，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就此进行探讨。 一、《物权法》出台的背景和重要意义 (一)《物权法》之前的中国物权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的物权制度是在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首先，全民所有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用革命的手段剥夺国民党政府及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并把它收归全民所有而建立起来的。 其次，用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将土地和生产资料分给农民，建立了农村的土地私有权，之后又在互助组、初级社的基础上，建立了合作社所有制，并且改制为人民公社的形式，建立了农村的农民集体所有权。再次，对于城市的工厂实行私有制，资本家享有工厂的私有财产权，后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通过赎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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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成立了公私合营的所有权制度。因此，在那个时候，所有权的形式包括国家所有权、合作社所有权、个体劳动者所有权、资本家所有权，以及公民生活资料所有权。 这个时期的物权体系基本上就是所有权，存在的典型的他物权是典权，其他的他物权几乎不存在。
“文革”之后，经过拨乱反正，受到摧残的物权制度得到恢复，但主要的物权仍然是所有权。那时候的教科书也仅仅在研究所有权，并不研究他物权。所有权的形式包括国家所有权、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权、个体劳动者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公民生活资料所有权。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的物权制度活跃起来，创造了更多形式的物权种类，特别是在他物权中，出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权等用益物权，以及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等担保物权。即使是在坚持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的基础上，所有权体系也随着城市居民住房制度的改革，出现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这种新型所有权。物权制度从此活跃起来，变得极为丰富。 同时，在民间，也存在典权、居住权、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等物权的形式，法律规定优先权也是一种他物权。 (二)《物权法》之前的物权法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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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中国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当然也就没有完整的物权法。但是，这不能否认中国在事实上存在着物权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1949年之后至《民法通则》公布实施之前，中国大陆在宪法以及其他法规中，对物权制度有所规定，但都是原则性的规定，内容并不完整，不系统。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存在调整物权法律关系的法律。
第二，1986年4月12日通过、1987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通则》在第五章第一节规定了“财产所有权以及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民法通则》的这一部分规定实际上就是物权法，不过是一个“微缩”的物权法，是一个“浓缩”的物权法，只规定了物权的“权利宣言”，没有规定物权的具体规则。这一“微型”的物权法从第71条至第83条，共计13个条文，规定了所有权的概念及其取得制度，规定了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的个人所有权，规定了继承权、共有权等所有权的内容，规定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采矿权等用益物权，并且规定了相邻关系即相邻权。《民法通则》的这一部分的条文尽管较少，但是涉及了物权法的基本内容，因此，构成了中国大陆物权法的基本架构。它的缺点是过于简单，没有规定详细的物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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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1995年6月30日通过、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担保法》，规定了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三个担保物权，是对担保物权的完整规定。在没有制定完整的物权法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完整的担保物权法。
(三)《物权法》出台前两次大的理论争议
1993年，立法机关启动民法典的立法日程，决定尽快起草物权法，并且采用制定单行法的方法，分别制定民法典的各个部分，最后编纂为完整的民法典。因此，启动了《合同法》和《物权法》的起草工作。在1999年完成了《合同法》的制定工作之后，《物权法》的起草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2001年，在专家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的基础上，立法机关提出了《物权法草案》，开始进行讨论和反复修改，2002年12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随后进行了多次审议。 2005年，立法机关决定将《物权法草案》全文公布，向全民征求意见。人民群众对《物权法草案》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短短几个月，就征集了一万多条修改意见。随后，立法机关对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和多次审议，直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高票通过。
在《物权法草案》起草的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大的理论争议。两次争论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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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物权法还是制定财产法
在《物权法草案》已经形成，正在进行全面修改的时候，学术界提出了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制定财产法而不是物权法，认为《法国民法典》对财产法律关系的规定是财产法，英美法系确定财产关系的法律也叫作财产法，因此，制定一部21世纪的有关财产法律关系的法律，应当叫做财产法，不能叫做物权法。2001年6月、7月、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接连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郑成思教授的三篇文章，建议不制定物权法而制定财产法，并对中国民法学界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对此，民法学界进行了强烈的回应，认为这一意见事关国家民事立法走向，涉及民法学术上的重要理论，如民法调整对象、物权的本质、民法典的结构体例、对“物”、“物权”、“财产权”等基本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包括网络技术在内的高科技和知识产权等等，也关系到整个中国大陆民法学界的声誉。 学术界认为，中国的民法传统自清末以来就承继了德国法的传统，在民法典中规定财产关系的法律就叫做物权法。在法国法中和英美法中确实将其叫做财产法，但是，按照德国法系的传统，财产关系并不仅仅指物权关系，还包括债权关系和知识产权关系。因此，不能在民法典中规定一个庞大的财产权，而只能按照德国法的传统，规定物权，因此，中国大陆规定财产关系的法律，只能叫做物权法，而不能叫做财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