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专利数据的分期解读
第一阶段是1946—1966年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临床研究）基本是分离的。基础研究科学家做出科学发现，以科学论文的形式进行发表。从事应用研究的接续基础研究的工作，在基础研究所产出的发现和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将基础研究成果向应用端推进。如1960年获奖的威尔金斯、沃森和克里克，他们做出了划时代的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从而引发了分子生物学的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临床医学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1967—1996年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出现了结合的趋势。基础研究科学家做出科学发现后，不再满足于以科学论文的形式进行发表，而是继续向前推进，探索将基础科学成果向临床端转化的途径。这时候他们的成果已经不能再归于纯基础研究的范畴，而是居于基础研究向临床研究过渡的中间阶段。如1994年的得奖者普鲁西纳和他的同事成功从患病的仓鼠脑中鉴定出“脘病毒”，紧接着就发明出测定转基因动物“脘病毒”的方法并迅速获得了发明专利。
第三阶段是1976—2016年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逐渐模糊。从事基础研究的不再单纯是基础科学家，许多原本从事临床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从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入手，将视野推进到基础研究端，从源头上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2016年的三位得主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大多数得奖者则是继续从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出发，不断向临床试验推进，正如山中伸弥一直所做的那样。
4.3转化医学视角的解释
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medicine）源自20世纪90年代的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research）一词。1968年有学者提出了“bench-bedsideinterface”［6］（实验室与临床相交互的研究模式）的概念，1992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医生Choi再次引出“benchtobedside”的概念，即从实验室研究到临床应用，1994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的Morrow正式提出“translationalresearch”［7］，随后1996年Geraghty首次在柳叶刀杂志提出“translationalmedicine”的概念，200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Elias.Zerhouni在Science杂志上全面阐述了转化医学的概念，其典型含义是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强调由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连接，通常称之为“从实验台到病床旁”［8］。
转化医学的提出一方面源于当年NIH所面临的社会压力，20世纪末NIH每年的研究经费高达200多亿美元，然而，大量高水平论文的发表和新技术的发明并没有使人们的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另一方面，自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至2003年测序完成，尽管生物医学领域积累了大量的遗传信息数据，但测序结果并不能很快应用于医疗实践，因此，NIH正式提出了转化医学的概念，旨在让基础知识向临床治疗转化，促进健康水平的提升，这也恰恰与拉斯克奖的宗旨不谋而合。
正如前文所述，拉斯克奖的宗旨就是奖励那些成功转化的案例。基于此观点，为了更直观的了解转化医学的发展，以10年为一个区间，绘制转化医学变动趋势图（见图2），并将转化医学的发展历程带入到（见图1）专利数据的变动趋势中，绘制图3，从图中可见，自1996年起两者均处于快速上升态势，1968年有学者首次提出“bench-bedsideinterface”的概念，1994年“translationalresearch”被正式提出（Morrow），随后开始逐渐得到关注，从专利占比的曲线中可以看出，专利持有者比例分别在1966年和1996年呈现出阶段性增长，与转化医学的发展趋势近似一致，这意味着，转化医学的思想不但得到了科学家们的肯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科学家的行为。科学家们不再满足于居于创新链的某一节点，而是力求从一端到另一端，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研究的整个链条。可以断定，拉斯克奖认同并采用了转化医学的评价范式，而这种认同也与整个医学发展的潮流是吻合的。
4.4技术科学视角的解释
转化医学既考虑基本的医学认识和机理，又关注对一般医学机制的临床应用，兼具基础性和应用性。考虑临床应用的基础医学，属于典型的巴斯德象限［9］，是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兼顾基本生命机理的临床研究，即理论导向的应用研究，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并存、结合、互动，正是技术科学的实质［10］，这意味着，作为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桥梁的转化医学，具有一定的技术科学属性，或者说转化医学是技术科学在医学领域的直接体现。
转化医学的技术科学属性意味着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成果性质的变迁并非医学领域特有的现象。杨中楷等［5］在考察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成果时认为诺奖正呈现出技术科学的趋向，同时该文指出，基础科学的成果形式一般以论文的形式展现，其内容为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为主，而技术科学的成果形式之一就是技术原理以及根据此原理所形成的发明专利。
按照此逻辑，在当今时代，临床医生开始探究生命机理的基本问题；与此同时，基础医学科学家也并不止步于发现病毒致病机理，以此作为基石逐步深入到如何预防和治疗疾病。他们所从事的研究，都不再是原来传统分离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一种是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另一种则是以理论为背景的应用研究，此两种研究被归于新巴斯德象限（技术科学象限）。从此，临床医生和基础科学家身份的界限也势必会越来越模糊，“跨界”得奖的现象也会愈加普遍。毕竟是否得奖只是通过成果的水准和性质来进行判断，而并非是通过候选者的身份进行遴选分类。
4.5基础科学奖成果性质变迁的启示
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成果在70年间发生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变迁。首先，大量的基础研究成果在不断地专利化，而且成果的性质越来越难以进行严格区分。其次，这种趋势与转化医学的兴起与发展存在一致性，并且不单纯在医学界存在，甚至存在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中，体现出技术科学在原始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鉴于此类研究的中介性和桥梁性，应在科研体制和人才培养方面有所调整：
（1）国家统一规划。NIH于2006年推行了临床转化医学奖励计划(CTSA)，已在30多所大学和医学院建立了转化医学中心或临床转化科学中心，并于2011年成立国立转化科学促进中心（NCATS）；英国于2007年成立健康研究战略协调办公室（OSCHR），同时成立转化医学委员会［11］。而我国于2014年才在上海成立首个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相对而言，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应在顶层设计上加以重视。（2）促进基础研究机构与临床研究团队的交流合作。鼓励院、系的研究团队与医院间的合作，打破部门壁垒，开展“大科学”研究模式，采取跨学科团队联合项目攻关方式进行医学研究［12］。（3）扩大科研经费投入。NIH每年资助的转化医学研究经费达5亿美元［13］，预计2017年NIH国立转化科学促进中心的预算达68亿美元［14］，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项目投资达10亿元（约合1.63亿美元），经费投入仍有待加强。（4）加强转化医学学科建设。目前国内在转化医学学科建设方面更为欠缺，美国在转化医学项目基金投入中，拿出16%的基金用于培养转化医学研究生，一批转化医学博士即将“出炉”。我国医学院校仍停留在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划分上，应打破学科壁垒，培养一批具有基础研究技能和临床实践经验的双向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