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的内容
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是一种存在分析学，其所寓于的哲学基础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特别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人应当勇于承担责任，这一思想在“意义治疗学”中是一以贯之的。而对“存在”（存在的本质）与“虚无”（存在的虚空）的剖析，弗兰克尔也始终没有偏离存在主义的思想轨道。
一、意义的乏失：“存在的虚空”
弗兰克尔认为，“存在的虚空”是20世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根据在欧洲学生中的调查材料显示，有25%的人存在或多或少的“存在的虚空”。而在美国学生中则高达60%。出现这样的原因有两点，一种就是本能的放纵，另一种就是传统价值的失范：“本能冲动不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传统也不告诉他必须做什么,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24]所以，要么他想要做其他人所做的（顺从主义）；要么他要他人做他所想要做的（极权主义）。人最终会在忧虑和厌倦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
“存在的虚空”是典型的认识不到生命的意义的情形。“无意义”如同生活中的真空，无论再多、再好的事情也无法产生出意义感来。在
我们的社会中，最典型的“存在的虚空”就是“烦”。人们经常有时间去做一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往往他们什么都没有做。特别是在周末或者假期，人们似乎无法决定去做些什么，形成了弗兰克尔所说“星期天神经官能症”。最终，他们会选择很消极的娱乐方式，借以打发时间。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各式各样的伪装或面具掩饰自己内心的空虚，实际上，当人的生命意义得不到实现的时候，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通过其他的途径加以替代，例如转化为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的原则，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性欲放纵，过着所谓的享乐生活。或者转化为阿德勒所说的追求权力，谋求物质上的成功，或者整天浸没于没完没了的忙碌、服从，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然而，这却丝毫无法填充生命的意义，或者取代生命的意义。
弗兰克尔把那种普遍的“存在的虚空”用病理学的名词称之为“集体性神经症”，并且列举了四种情形：
（１）混世主义态度：生活没有计划性，过一天，算一天。这种态度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当中，人心惶惶，人们时刻担心死神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人们只是焦急地等待着战争的结束，再伟大的远期计划已失去意义。战后，这种态度并没有消失。对战争的恐惧使人们感到生命的脆弱，害怕时间会割断他们所付出努力的事业，他们无
法忍受自己的成果的毁灭，从而放弃了一切安排和想法，选择了无所事事。
（２）宿命论态度：这也是二战客观上造成的一种不幸的结局。战时，全民上下都过着几乎军事化的生活，个体的意志必须服从国家意志的安排，个体必须自觉地牺牲自己的利益。人似乎是被驱驰着，自己在随波逐流。如果说混世主义的态度认为计划行动没有必要，那么宿命论态度则认为那简直就是不可能。不管什么时候，他感觉到自身完全是外在环境或者自己的内在的先天因素所决定了的。自己所做的无非是一种上帝已经安排好了的事情。
（３）集体性思维：人有一种安全和归属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只有他人的存在才有可能。所以，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沉浸于大众之中。然而，不幸的是，萨特的那句话非常深刻地告诉我们：“他人是坟墓”。事实上，他很快就会被大众所淹没，按照大众希望的样子去塑造自己，用自己的行为和言语去表达大众的期待和看法。他的独特性，他的自由，他的责任，一切皆被抛弃。
（４）狂热主义：集体性思维忽视了人自身的人格和独特性，而狂热主义则完全忽视了他人，尤其是那些和自己想的不同的人。他凭着自己的喜好和任性随意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他始终认为自己抓住了真理之神的头发，可没有想到的是，真理之神是个秃子。他的意见只
不过是众多的大众声音中传出的一种而已。他没有能够支配自身的意见，相反，意见裹胁着他做出各种愚蠢的行为。
弗兰克尔认为，导致这种“存在的虚空”或者“存在神经症”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的良知的冲突（道德冲突）。只要人能够避免良知的冲突，就能够避免“存在的虚空”，假如一个人能够听到良知的声音就可以克服“存在神经症”。
“意义不仅必须而且能够被发现，因为良心引导着人们寻找它。”[25]弗兰克尔还进一步把良知视为“意义的器官”，是一种探索隐藏于每一个情景之中惟一的特殊意义的能力。良知是“先前的本体论的理解”和“心的智慧”。良知唤醒人们对身的自由意志的认识，它呼唤着人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实现精神世界的提升。最终，引领着人走向和复归自身的存在，开掘人生的意义。
弗兰克尔把“良知”视为一种无意识的精神性的东西，而不同于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学家所强调的本能的无意识的东西。良知是我们存在的核心和完整人格的源头。它使一个人在环境中实现真实的自我。同时，与康德的“良知”相比较而言，弗兰克尔的“良知”也具有康德“良知”论的直觉主义特征。不过，康德的直觉侧重于对自由的认识，而弗兰克尔的直觉则强调在存在主义情境中认识到自我与意义的关系。另外，康德的良知论带有强烈的形式主义特征，并将良知的作用
定位为“道德警察”，它的目的也在于驱使人们追求美德。而弗兰克尔的良知论避免了康德伦理学中形式主义，走向绝对责任的道义结构的僵化。并且，它也克服了把道德法则局限在单纯说教的人生观上，也避免了人生道德化的单一格局。在弗兰克尔那里，道德是意义的一种表现，而不是相反。
二、“意义治疗学”的基础：意义分析的三项原则
弗兰克尔认为，任何一种类型的治疗学理论都有一种视角，或者说一种世界观。“意义治疗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并且将人对意义重新定位。所以说，它必然会以一种生活的哲学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发挥价值观引导的作用。按照弗兰克尔的话来讲：“意义治疗学是建立在一种详尽的生活哲学的基础之上，更专业地讲，它是建立在具有内在联系的三个基本的理论前提的基础之上的，即：意志的自由、求意义的意志、生命的意义。”[26]。它们是认识人类存在的三项原则，亦反映了人迈向完整人格的三个基本特征：自由、责任、精神，构成我们探寻生存的目的与意义的前提。
1、意志的自由（Freedom of W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