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长江大桥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下关和浦口区之间，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在中国桥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东部地区交通的关键节点，上层为公路桥，长4589米，车行道宽15米，可容4辆大型汽车并行，两侧各有2米多宽的人行道，连通104国道、312国道等跨越长江的公路网；下层为宽14米、全长6772米的双轨复线铁路桥，连接津浦铁路与沪宁铁路干线，是国家南北交通要津和命脉。 大桥由正桥和引桥两部分组成，正桥9墩10跨，长1576米，最大跨度160米。大桥通航净空宽度120米，桥下通航净空高度为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以上24米，可通过5000吨级海轮。 长江大桥是南京的标志性建筑、江苏的文化符号[1]，也是中国的著名景点之一，以“天堑飞虹”列为新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大桥建设8年，耗资2.87577亿人民币，耗用38.41万立方米混凝土、6.65万吨钢材。1960年以“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中文名 南京长江大桥 外文名 Nanjing Yangtze River Bridge 桥梁长度 公路4589米、铁路6772米 桥梁类型 公路铁路两用桥 建造时间 1960年1月18日 通车时间 1968.9月铁路通车，12月公路通车 地理位置 下关宝塔桥——浦口区 目录 1建设历程 ? 建设背景 ? 设计 ? 建设 ? 通车 2管理维护 3桥梁建筑 ? 结构 ? 主要部分 4重要意义 5存废争议 6参与单位 1建设历程编辑 建设背景 南京长江大桥 20世纪初开通的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在南京被隔断在长江两岸无法贯通，过江客货都要乘船摆渡，严重影响了运输效率。 1918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请法国桥梁专家在南京进行建桥的勘测，但没有结果。[2] 1930年，国民党政府曾邀请美国桥梁专家约翰·华达尔来此考察，终因水文复杂、地质条件差，而得出无法建桥的结论。 此后，国民政府又先后于1936年和1946年两次考虑建桥，但因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而作罢。 1933年10月22日，下关煤炭港至浦口开通了中国首个火车轮渡。 1949年前后运力为每日20渡，新中国成立后将运力提高到1958年的每日100渡，但仍不能满足运输需求，长江天堑成为京沪铁路的严重瓶颈。 设计 1956年，武汉长江 南京长江大桥夜景 大桥还在建设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做出了在南京建设长江大桥、贯通京沪铁路线的决定。武汉大桥的设计施工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进行的，而南京大桥的设计工作全部由中国完成。 1956年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决定进行南京长江大桥勘测设计工作。同年5月，铁道部设计总局大桥设计事务所接受了设计南京长江大桥的任务，开始进行大桥草测工作，12月完成草测。 1957年8月，《南京长江大桥设计意见书》提出燕子矶上游下三山、上元门煤炭港和宝塔桥3个桥址方案，并送铁道部审查。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铁道部将大桥设计事务所合并到大桥工程局。 1958年初将南京长江大桥设计任务改交大桥工程局承担，在大桥工程局成立了以王序森为组长的南京长江大桥设计组。 1958年8月确定宝塔桥桥址方案为桥址建议方案，决定按公路、铁路两用桥设计。8月，开始南京长江大桥初测工作，12月完成。 1958年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由江苏省省长惠浴宇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为彭冲、彭敏、王治平。建设委员会选定了宝塔桥桥址方案，提出大桥按铁路、公路两用桥设计，考虑桥下可通航万吨级海轮，兼顾城市需要和对美观的要求，并且要求大桥的修建应遵循“多、快、好、省”的方针。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决定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大桥的建设，铁道部发动全国有关方面共同攻关。 1958年10月，铁道部与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在武汉召开南京长江大桥技术协作会议，还成立了以同济大学桥梁专家李国豪为主任委员的技术顾问委员会。经过多方协作，大桥工程局在胡兢铭主持起草的《设计意见书》的基础上完成了南京长江大桥设计方案。设计工作由大桥局总工程师梅旸春主持，得到了同济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工学院、长沙铁道学院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李国豪、张维、谷德振等专家参加了设计。大桥正桥钢梁设计由王序森主持，大桥现场设计由曹祯主持，引桥和桥头堡的设计由王伟民、周璞负责。 1959年1月南京大桥定测工作开始，6月完成。 1960年5月批准了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钟训正提出的南京大桥桥头堡为复堡式红旗方案。 1960年6月，大桥工程局编就南京大桥技术设计文件报铁道部鉴定，大桥总体建设方案编制完成。 1961年4月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 为保证桥下能通过万吨海轮，大桥原设计净空高度为26米。有部门提出净空高度24米就可以保证万吨海轮通过，交通部部长王首道主持了对24米净空高度方案的讨论，铁道部在修改设计方案时采纳了24米的方案。但海军和航运部门对此有不同意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召集有关负责人研究后，决定净空维持24米。此后反对意见依然没有平息，最后由周恩来总理拍板决定净空高度为24米。
建设
南京长江大桥旧影
1959年2月大桥工程局第二桥梁工程处进驻南京岸工地，承担5号墩及其以南工程。9月，大桥工程局第四桥梁工程处进驻浦口区长江北岸工地，承担4号墩及其以北工程。6月28日引桥工程开始打桩。11月15日，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指挥部成立，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任总指挥，梅旸春任总工程师。
1960年1月18日，主体工程正桥桥墩开工，正桥9号墩钢围笼浮运下水，宣布南京大桥正式开工，大桥建设全面启动。之后，南京大桥正桥9桥墩陆续开工。[3]
大桥在建设过程中，克服了技术、自然灾害等多方面的困难。由于桥址地质复杂，正桥下部基础采用4种方式建造：一、在浅水面覆盖层深厚墩址处，采用重型混凝土沉井，穿越深度达54.87米，创造了当时的中国记录；二、在基岩好而覆盖层较厚的墩位处，选用钢板桩围堰管柱基础，并首次采用大直径3.6米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柱；三、在基岩较好、覆盖层较厚，但水位甚深的墩位处，采用首创的浮式钢沉井加管柱的复合基础；四、在水深、覆盖层厚，但基岩强度较低的墩位处，采用浮式钢筋混凝土沉井，上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下部为钢与钢筋混凝土组合结构。利用钢气筒充、泄气来浮托纠编。由于技术限制，潜水员只能使用普通的设备进行水下探测，清基潜水作业深达65米。
1964年9月，大桥工程遭遇建设中的最大危机：在秋汛洪水的冲击下，5号和4号桥墩悬浮沉井的锚绳先后崩断，自重6000多吨的沉井在激流中作最大幅度60米的周期性摆动，大桥面临着沉井倾覆、桥址报废的巨大危险。建桥工人在洪水中冒着生命危险，连续抢险近两个月，最终采用林荫岳的“平衡重止摆船”方案克服了沉井摆动，使大桥转危为安。
大桥建设还克服了国际形势、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困难和干扰。1960年，中国向苏联订购1.399万吨高强度低合金钢用于大桥钢梁，然而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从苏联进口的部
分钢材不合格，苏联后来更拒绝供货。1961年，中国决定使用国产钢材，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1963年，鞍山钢铁公司成功研制出符合要求的“16锰”桥梁钢，生产该型号钢材1.4万吨，保证了大桥钢梁的架设。大桥开工不久，中国面临三年困难时期，大批工程下马。大桥工程被要求新工人一律精简，经费被压缩到每年不超过3000万元，只够维持日常开销。经铁道部彭敏与江苏省领导人江渭清、惠浴宇等人调研上报，周恩来总理批准大桥作为特例继续招工、购买设备，南京市政府则保证了生活物资的供应，施工得以继续进行。经国家计委特批专款，1965年冬大桥全面复工续建，11月17日正桥桥梁架设。 南京长江大桥 1966年春，正桥桥墩全部出水，然而当时国际形势紧张，中国在西南开展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加强战备，占用了大量物资和资金，大桥工程的物资再度短缺。当时还有人说，既然大桥在战争中肯定挨炸，是否还有必要完工。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彭敏接周恩来总理指示到南京调查，与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才千研究后，确定了“简化、快通、耐用，准备挨炸，炸了再修”的原则。周恩来总理批示，不停工，继续架设钢梁使铁路通车，公路桥和附属工程从简，尽量压缩投资。大桥再次全面复工。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建桥职工分成两派互相“武斗”，大桥工地陷于瘫痪。国务院对大桥工地实施“军管”，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派部队入驻工地，调解两派矛盾并参加施工，大桥建设得以继续进行。在大桥建成前，每天有数千名南京市民在大桥工地义务劳动，大桥建设者热情高涨。 1965年10月和1966年底南北引桥分别架设完成，1966年4月9座正桥桥墩竣工，11月开始从两岸相向架设正桥钢梁。 1967年8月16日正桥合龙，22日竣工。时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曾调来约百辆坦克同时开过桥面，以检验大桥质量。 1968年建设桥头堡，这个70米、24层高的建筑仅用28天就建设完成。大桥全部工程共用钢材6.65万吨（其中正桥钢梁总重3.16万吨）、混凝土38.41万立方米，总造价2.87577亿元（其中正桥1.3151亿元、桥头建筑1687.7万元、公路引桥2579.2万元、回龙桥175.7万元）。南京长江大桥的成功建设，以及中国在建桥过程中发展出的低合金桥梁钢和深水基础工程等技术，是中国桥梁建设的里程碑。 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