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困境和司法解散制度（下）——美国法的经验和对(4)

      3.中国法院对公司法第183条司法解散规则的严格限制，同美国法院一样，是担心公司解散破坏了公司的正常经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虽然《司法解释（二）》第五条特别提出在公司解散诉讼中法院应注重和解以及股份转让的可能性，（注释13：《司法解释（二）》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但毕竟中国法院没有类似美国法院的衡平权利，在调解无效、“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法院无法为公司存续目的强制判决股权转（受）让。
      然而，即使如此，中国法院也过分夸大了公司解散的不利后果，忽略了这样的可能事实：如果法院宽松解释和适用公司法第183条，事实上也不会导致大量的企业走向解散。因为对于一个存在继续经营理由的公司，公司的盈利前景会导致存在一个股份交易的市场。此时就是法院决定判决公司解散，诉讼的最终结果也经常是在法院做出解散判决前公司或其他股东将异议股东的股份全部买下。而如果公司已经没有继续运营价值，此时就是法院不愿意判决解散，公司多数后来也会被解散，因为公司的继续运营已经不符合任何股东的意愿。总之，法院是否判决解散与公司能否存续无关。（注释14：Hetherington和Dooley教授曾做过一个著名的研究，他们在1960－1976年中随机挑选了54个案子，其中31个案件以当事人和解、异议股东股份被收购结束，5个案件中公司被出售给第三人，9个案件公司最后被解散，7个案件法院没有给予救济。在9个公司被解散的案件中，其中有6个案子是法院判令解散公司，在其它3个案件中，法官虽然驳回了原告解散公司的请求，但这些公司都是前景黯淡的企业，最后都破产。在6个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的案件中，有3个案件涉及的公司本身就濒临破产，另外3个案件中的公司在法院判决解散后仍然存续。一个案件公司被第三人收购，另一个公司其他股东在法院判决解散后买下了原告的股份，第三个公司最后被分立，由股东各自经营。从这9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企业有利可图，能够继续运行下去，那么即使它被法院宣布解散，其仍然会以各种方式继续存活下去；而如果这个企业已经濒临停业，那么即使法院不解散它，市场仍会无情地将其淘汰。参见A．C．Hetherington＆Michael P．Dooley，Illiquidity and Exploitation：A Proposed Statutory Solution to the Remaining Close Corporation Problem，前引注，第27，31－34页。）
      这里的关键是，法院对于公司解散的态度会影响到争议双方的博弈态度。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真实意图不是为了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分割资产。如果公司存在经营理由，控股股东以及小股东都不愿意公司解散。公司如果解散清算，小股东一样受损，境遇可能更差。小股东希望的是通过诉诸法院判决解散促使控股股东或公司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其持有的股份，或者希望借此迫使控股股东改变经营策略，股东请求解散公司是一种谈判策略或工具。如果小股东解散公司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无法以最后公司被判决解散进行“讨价还价”，控股股东就没有多少理由接受法院调解或收购原告的股份，完全可以“高枕无忧”，无须支付利息地继续“免费”使用他人的出资。而如果法院对于公司解散的适用条件宽松，小股东拥有“真实”的解散公司的权利，控股股东为鼓励小股东继续投资公司，才会照顾小股东的意愿，或者在关系破裂时，控股股东为继续经营公司、小股东为拿回投资而进行股份收购谈判或者接受法院调解。（注释15：参见A．C．Hetherington＆Michael P．Dooley，Illiquidity and Exploitation：A Proposed Statutory Solution to the Remaining Close Corporation Problem，前引注，第27－29页。）股东拥有更多的退出权利是抑制控股股东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