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改革并取得实效，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必须敢于担当，知难而进，奔着问题去。对一些重大改革、协调难度大的改革，要不畏艰困，不怕接烫手山芋，不能遇难而退，绕着问题走或放下问题去。如果说改革初期的体制突破因产生“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人受益而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话，那么现阶段的改革将因导致“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有人受益有人受损而显著增加难度和风险，从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敢于直面问题，敢于涉险滩，敢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动改革。
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改革并取得实效，必须更加注重运用科学方法。实践表明，问题的解决不仅取决于领导人的决心和魄力，而且取决于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研究探索推进改革的科学方法，善于从基层和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马克思主义认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只要用心，不管问题多复杂，总能找到解决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显然，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科学方法。方法对头，改革就能顺利推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方法错了，改革就会走弯路，陷入被动，使局面复杂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这一方法论，对各级领导干部从全局出发破解改革难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思想宣传范文】五
内容提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优化、企业竞争、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要求。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出要求，凸显出这一指标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意义。正确理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要求，有助于找准改革关键领域，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经济史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国经济发展成败。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发展绩效的对比，也显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具有高度综合性，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同时还应看到，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提供了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我们可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种途径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是提高资本—劳动比。通过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可以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提高每个工人创造的产值。然而，提高资本—劳动比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会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反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普通劳动者工资加快上涨，很多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多机器设备。但在一些企业，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条件没有相应提升，反而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
二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学家通常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提高需要经历较长时期。例如，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为代表的教育大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教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便如此，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在1990—、2000—和2010—三个时间段，我国25岁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分别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可见，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虽然显著，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
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家在分解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发现，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产出的增长，因而把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那部分增长源泉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我们对1978—20的平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这3个生产要素变量只能解释增长率的76.1%，余下的23.9%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这些要素实现的，因此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我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相重合，这期间的人口变化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则近乎零增长。这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开启了一个机会窗口，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随着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传统人口红利加快消失，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因此，我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断迈上新台阶，就必然要转向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途径的高质量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借鉴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总结发展中经济体推动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伴随经济增长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是遵循生产率提高的目标和顺序演进的过程。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进入高生产率产业，可以提高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很多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计量分析也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78—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合计为56%，而其余44%的贡献便来自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重新配置。
企业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壮大、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消亡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会更多地从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发达国家则更多地从企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一些发达国家，企业的进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可高达1/3到一半。
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研究发现，创新会带来规模收益递增，企业能否扩大规模进而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等资源，在根本上取决于其创新能力。这就意味着，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用非市场竞争的方法扩大企业规模或者人为挑选赢家，都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相背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
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认识全要素生产率，为寻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恰当抓手提供了有益启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正是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以政府“有形之手”构建和维护使市场“无形之手”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在宏观层面，应建立以鼓励企业创新和提质增效为导向的市场激励机制。在微观层面，政府无须寻找直接政策抓手，更不能人为挑选赢家。政府不能缺位也无法替代的职能是营造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允许自由进入退出的公平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环境。相关改革包括改善营商环境，消除经营许可和要素获得方面的所有制和规模歧视，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等。
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其中，户籍制度改革红利最明显。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转移，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研究表明，从劳动力流动中每获得一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可以实现同等幅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和教育培训投入的同时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任何时候，技术进步都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而人力资本除了直接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完善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政策机制。如果各项经济政策分工不清晰、运作不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等短期调控政策在执行反周期职能之外，被赋予刺激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职能，往往会造成杠杆率高企、产能过剩等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市场选择赢家的资源配置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有利于从目标和手段上把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分开，使其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更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篇3：2017永不懈怠的斗争心得体会
该片由广东省纪委宣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反映了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近年来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高举巡视“利剑”形成强大威慑、坚持标本兼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的特色亮点工作。
今日推出的第二集《警钟长鸣》介绍了广东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开展纪律审查工作的情况。党的以来，省纪委始终紧盯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查处大案要案，继查处43名厅级以上干部后，2014年，全省查处厅级干部95人，20查处厅级干部170人，，查处厅级干部149人，在执纪审查工作中，广东立案查处的厅局级官员总数，一直位居全国前列。
本集节目播放了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钟金松，广州市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吴沙，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省海防与打私办原主任罗欧接受组织调查被带走的画面，披露了省水利厅原厅长、党组书记黄柏青和省工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朱泽君案。黄柏青和朱泽君还出镜忏悔。
篇4：2017永不懈怠的斗争心得体会
第二集 警钟长鸣
珠江，南粤大地上的一条奔腾血脉，以其百折不回的勇气，激浊扬清，奔向大海。
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两手抓”，在抓经济发展的同时，以铁的纪律为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当党的把反腐败斗争上升到关乎民族命运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强调和推进，在广东省委和中央纪委的领导下，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带着新的历史使命已经策马前行。
11月26日，距党的闭幕不足半月，广东省纪委、省监察厅官方网站“南粤清风网”发布的一则消息，引起了省内外高度关注，广东省国土厅副厅长吕英明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吕英明，这个正值壮年的六零后官员，成为党的后，因贪腐落马的“广东首虎”。
然而，就在短短两天后，“南粤清风网”再次抛出“重磅”消息，原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陈弘平，也成为了党的后，广东省纪委查处的第一个地级市的“一把手”。
两则通报简短有力，却让人直观感受到，党的后，广东反腐惩贪正在“换挡提速”。
2012月，视察广东，强调广东要努力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试验区，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必须清除腐败这一“拦路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中央纪委统一部署，对党的十七大以来暂存的10920件信访件进行“大起底”和清理了结，并以此为契机，构建起集来电、来信、来访、网络、手机短信、涉腐舆情搜索等“六位一体”的信访举报平台，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健全完善腐败揭露机制。
与此同时，广东省委、省纪委毫不手软，持续保持惩贪治腐的高压态势，优先解决好党员干部“不敢腐”的问题。2013年2月，揭阳市原副市长郑松标落马;3月，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韶关市原副市长尚伟被调查;4月，广东省人大会原副秘书长李珠江接受调查;5月，广东省司法厅原党委副书记王承魁和广东省人大会原副秘书长陈华一落马……2013年，广东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厅级干部4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