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我们不知道，这种性渴望是由我们的教育慢慢灌输的，还是在子宫发育时的基因或激素作用我们的大脑，亦或是由其它因素的作用而产生的。 1991年，Simon LeVay 提出同性恋男人的下丘脑的前面部分在解剖类型上与典型的女人的下丘脑的前面部分相似，而与正常男人的不同。下丘脑被认为是性渴求的源泉，而且小鼠在下丘脑的前面部分有一个性别二态性区，可能调控性行为。下丘脑前面部分的裂缝核（INAH）分成四个区域，其中三个区域无性别二态性信号显示，而INAH3在雌雄个体间显示了重大的统计差异。雄性的INAH3平均比雌性的INAH3大两倍多。而且，LeVay的数据表明，同性恋男人的INAH3的大小与女人的类似，仅有正常男人的INAH3的一半大。这项发现表明，性倾向有它生物学基础。
对LeVay的数据的解释有几个疑问，第一，这些数据来自群体，而非个人。也许有人认为这样有一个统计的范围，而且男人和女人拥有相同的范围。实际上，从一个“同性恋男人”那儿所获得的INAH3比除一个异性恋（正常）男人以外其他15个异性恋男人的INAH3都大。第二，“异性恋男人”并不是必要的异性恋，“同性恋男人”也不是必要地同性恋。从尸体中所获得的大脑，他的性倾向并不知道。这就引起了另一个话题：同性恋者有许多种类型，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种表型。第三，“同性恋男人”的大脑通常从死于AIDS的病人处获得。AIDS感染大脑，它是否作用于下丘脑的神经元尚不知道。第四，这项研究作用的是死人的大脑，并不能推断原因和结果，这样的数据仅表明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可能行为可以影响某一区域的神经元密度大小，正如区域的神经元密度大小影响行为一样。如果将这些数据解释为同性恋男人的INAH3比异性恋男人的INAH3的小，那仍不能确定是同性恋的结果还是原因。第五，即使存在这些差别，仍然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差别与性别有关。第六，这项研究并不意味着当这些差别出现时（如果确实存在），雄性、雌性和同性恋男人的INAH3的差别出现在胚胎发育期、出生后不久、在他出生后几年、青春期或其他时期。
1993年找到了X染色体上的特殊DNA序列与特殊的同性恋子群（有一个同性恋兄弟的同性恋者）的关系。在40对同性恋兄弟中，如果其中一个从他母亲那儿继承了X染色体的一个特殊区域，那么有33个他的兄弟也继承了这个区域（Hamer et al.,1993）。这也仅仅是统计上的一致，而且，对照（即检测这标记是否存在“非同性恋者”家族的男性）并没有报道，统计的偏差被认为有问题，特别是其他实验室并没能重复此实验（Risch et al.,1993; Marshall,1995）。在相同实验室的一个最近结果，Hu和他的同事发现（1995）当同性恋男人与他非同性恋兄弟比较，该区域没有或仅有极少增加。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这段区域对性倾向来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
基因是编码RNAs和蛋白的基因，而非行为的。当基因可能偏向行为结果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基因是如何“控制”行为的。 “多个性综合症”的人的存在，表明一个表型可支持一广范围的个性。既然很多人在同性恋和异性恋行为间变换，肯定对“同性恋表型”的定义有问题。因此，同性恋渴求的形成是由核内的基因、胚胎发育期的性激素，还是出生后的经验所决定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性别分化虽然是最基本的发育事件之一，但其分子机制却极其多样化，几乎所有已知类型的调控机理都被用上了。哺乳类决定于Y染色体；果蝇和线虫决定于X染色体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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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和鳄鱼决定于其卵孵化时的外界温度，Bonellia依赖于幼虫的生长环境。不同动物涉及的剂量补偿机制也不相同。哺乳类通过将X染色体随机失活一条平衡雌雄两性的X－连锁基因产物的数量，果蝇是使雄性的X染色体的转录水平提高1倍，线虫则是使XX个体的X转录水平降低。性别决定的多样性为研究胚胎发育过程中分子调节开关作用机理提供了一个丰富的信息源泉。
关于性别决定的研究已在国际上全面展开，涉及到哺乳类、有袋类、昆虫、线虫和蕨类等诸多物种，在性别决定因子、级联调控体系、生殖细胞的性别决定、剂量补偿和性染色体的进化等领域都取得了引入注意的进展。相信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最终完成，这个最复杂、最具挑战的难题终会被解决。
（周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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