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落后了。
我小时候看到的国民党污蔑宣传我们的东西，乱杀人是一个重要的题目。红军到来之前，很多人逃跑就是因为怕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敌人抓我们的毛病中，杀人多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有人就专门写书统计共产党执政后的各国，共杀了多少人。其中，苏联、中国之外，柬埔寨波尔布特当然是首例。我们党有许多优良传统，但也有不好的传统，乱杀人就是其中之一。第一师范出来的夏曦，长于写作和宣传，1930年领导湘鄂西苏区肃反,却用尽酷刑屠杀自己同志一万多人。与他同乡的老战友柳直荀，就在批斗场被乱棍打死。北大毕业的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肃反，也杀了自己战友一万多。徐向前妻子程训宣就是受各种酷刑后活活被打死的。上海大学毕业的康生，也是整人不眨眼的。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赤色恐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生动的描写，文化大革命时曾再现。陈独秀、柳直荀、瞿秋白等都写过我党因乱杀等过火行动，使一些本来支持我党的人士转而反对我们党。国民党张辉瓒师长被俘后，以铁丝穿手反缚，受尽酷刑后点天灯，然后割下头装于木盒放下河中让其顺流白区以警告国军。留学日本在东京政治大学出来的傅柏翠，1930年在闽西苏区肃反挨整，写信给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诉苦时提到：“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勾当不知干了多少。”我们不仅烧杀土豪劣绅，也曾以烧光杀光政策来迫使农民跟党走。他们手上沾有土豪劣绅的鲜血，参军后，有家不敢归，不跟党走就是死路一条。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一军团有个两万字的《筹款须知》，其中有个绑架勒索的九个步骤，也充满了烧杀恐怖的做法。任弼时1948.1.12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曾大声疾呼：“乱打人乱杀人和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主对待农奴，军阀对待士兵，才是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的。一百多年以前，欧美资产阶级举行革命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保障人权、废除肉刑的口号，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应当反对乱打乱杀，反对肉刑。”（《土地革命中几个问题》）在早，1944.11.4任弼时在对八路军南下支队的讲话中也说：“过去在湖南老苏区给了老百姓的一个印象，他们觉得共产党好倒是好，就是杀人杀得太厉害。如在湖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人；在苏区内也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对我们有恐惧心理。”“我们不要乱杀人，我们应该检讨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建国后我们虽然没有那样的乱杀人了。但总的说，我们整人杀人还是给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的（文化大革命中康生、谢富治制造的“赵健民冤案”就有一万八千多人被打死逼死；历次治运动中都整死人不少。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我们把阶级斗争推崇到绝对的地位，极高的顶点，以致否认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学说，否认人性，鄙视人道，只表面上讲民主自由，骨子里赞扬集中、集权、专政、独裁。比如当今电子世界，电子传输给人类带来无比迅速、异常广泛的传输便利。我们有的人想的却是怎么样能筑起一垛泥巴墙，挡住全世界的电子网络传输，封煞四面八方传来的我看不惯的信息，保住我一言堂的优势。而不把心思、精力、财力用去掌握电子网络技术，用网络去促进传统产业升级，使劳动高级化，服务更加现代化，以提高生产力；不是努力发展电子高科技，使我们能走在世界高科技的前列。这似乎都和我们这些唯我独尊、我行我素的原始野蛮的错误实践有关。有人说，斯大林消灭的革命者，比沙自皇杀掉的革命者多得多。我们呢？我们摧残的人比我们培养的人，这比例怎样？我们对这个不好的传统，应该深入总结经验，彻底抛弃才好。
写《斯大林秘闻》的拉津斯基引过一段柏拉图的话，不知怎么说得那么好，简直就好像今天的人说的一样：“暴君是从名为人民代表制的根中出现的，起初，他面带微笑，拥抱每个人??慷概许愿??但一旦成为暴君并知道已被助他上台的公民谴责时，暴君就只好不由自主地谴责自己的人，直到无友，又无敌”。这可能点出了那些整人、消灭人那么起劲那么狠心者的要害。这也可能是对独裁者的真实写照。
如果要对比着苏联的政治运动来看，虽然运动的方式、做法不同，但运动之多和整人、
害党、祸国却都极为相似。他们除很少时候没有搞政治运动外，其他年份在各个领域都有批判、清洗、镇压，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曾经历过20—30年代的意识形态“大转变”，30年代后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清洗”和1946—1952战后意识形态的大批判、大斗争。这都使苏联科学文化资源受到严重摧残，阻滞延误了改革和发展。斯大林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大清洗”和“干部革命”摧毁了党政军大量的干部资源，30—40年代多次社会政治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长期没有甄别、平反，有的平反了也留有长长的“尾巴”。不仅整了大批的精华，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人们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培养提拔了大批媚上行事、因循守旧的庸人。大大败坏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精神。
开展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下)
禁锢和控制思想扼杀了思想的创新--文学艺术和文化方面的一些例子 胡甫臣
-------------------------------------------------------------------------------- 我们中华文化，有过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一种政治力量可压倒一切，思想言论充分自由，思想家蜂起，学术思想得到大发展的光辉历史。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从思想上统治人民，严酷钳制舆论，便扼杀过思想家,使好文章无法出现。建国以来，我们独尊马列，批倒一切，而且在马列中又独尊毛说。这对我们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是起了很大的妨碍作用哩！胡乔木就曾指出：“粗暴的干涉不会造成作品??只是造成了许多作品和作家的不幸??任何优秀的作品都不是指挥棒造出来的或批判出来的。”胡乔木也曾指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把反对国民党统治来延安的作家同国民党、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长时期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回顾历史，拿几个著名学者和文学家在解放前后的成就对比一下，就十分令人吃惊啊！
胡绳的一生应该说得上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了吧。让他当了社会科学院院长，当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等等。但这位著名的学者最大的痛苦竟是不能按自己的思想去思想，去写文章。结果是紧跟大一统思想而留下了临死前出全集时含泪向读者诉说苦肠：“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我内心深处的东西。??为顺应当时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的文章。”（见《胡绳全书》第二卷“引言”）他分析说，当时自己思想上的矛盾是，不能适应那时候党在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还要写点适应潮流的文章。在编辑全书时，他把那些自认为“站不住脚的文章”毅然裁汰，并且还特意说明，即使收入了《全书》的那时所做的某些文章，“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丁伟志在回忆文章中说：“胡绳同志的自我批评是诚恳的。”李普在《悼胡绳》一文中说：“史学家蔡仲德教授提出了‘冯友兰现象’：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胡绳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呢？??这几年他说现代史中许多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他曾经批评黎澍，说他常常在文章里说些不负责任的话；这几年大改变，说黎澍在当年那种环境中，敢于挺身而出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不起！我读了他1998年《毛泽东新民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我忽然好像又看到了当年的胡绳，那个求实的学者和坚强的民主斗士。” 龚育之回忆胡绳的文章中曾指出：1937年胡绳19岁时写过《胡适论》，人们认为论得比较公允（40年代还有过4篇论及胡适，基调同）；1954年冬开始的胡适批判运动时写的《论
胡适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人们认为批得有深入可取之处，但不够公允。“这是胡绳走过的路，也是我们学术界许多人走过的路。”胡绳晚年给吴江的信中说：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还应大大提高。
李慎之同李普谈到胡绳时，也有一个例子：那是在1987年反自由化的高潮中，胡绳（可能是奉命）在《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一篇当时可称是传诵一时的大文章：《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得到了中央的表扬，社会上也是一片赞扬声。胡绳却告诉李慎之：“其实我不过只回答了一半问题；还有一半问题根本没有谈呢！”他的大块文章确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发扬蹈厉，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当时许多青年心中怀疑的还有：为什么新中国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不实行市场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不实行共同纲领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为什么会有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大悲剧呢？这许多明摆着的问题，胡绳并没有回答，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胡绳晚年写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论》，是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只是对立关系，还有继续关系，胡绳认为毛泽东过早丢掉新民主主义带有民粹主义思想，主张要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建设社会主义，不是把资本主义的尾巴都割掉。当然，这是胡绳的理论勇气。这已经很不简单了，我们不能责备他还未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问题。
他向读者告白了解放前的高产学者为什么到了共产党当家了反而写得少了！原因就是他不能适应党的左的领导思想。真是哀莫大于思想禁锢，统治人的思想就是堵死人的思想创造。其实，他也有因“六四”时签名要求当局进行政治改革而检讨个没完没了的苦经，那就更只有默默带到棺材里去了。
再说解放前后的茅盾吧。1941年8月《腐蚀》在香港《大众生活》上连载即将结束，韬奋对茅盾说：“不少读者来信，希望你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茅盾就加了女主人公到某大学区当邮检员的故事。该书被誉为是用血写成的特务罪行录，成为抗战胜利后一本最受欢迎的书。因此在国统区遭到查禁。建国后1950年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盛况空前。但却说同情特务被停映。编剧的柯灵想不通，认为被拐骗的女主人公是胁从分子，理应宽大；且观众同情失足者，自然会更加痛恨特务。难道文艺作品对天良未泯的失足者连一点同情也不能寄予吗？茅盾对指责无法接受，只得沉默。1954年重印该书时，茅盾未作任何修改。茅盾1949年前，作品浩如烟海，解放后5年未写东西。他曾想：请求给假，先整理成大纲，请领导审查。如可用，再请假专心写作。后来发现自己很难再从事创作，便转至培养文学新人上，于1951年领导创办了中央文学讲习所，请丁玲任所长。茹志娟、王愿坚、白刃、冯骥才等都曾得到茅盾的帮助。1963年12月毛泽东批示，说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茅盾回家后辗转不能入睡：难道解放以来自己所提倡的不是社会主义文艺，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艺？1964年6月毛泽东另一个批示，说文联各协会所掌握的大多数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沿。茅盾心想，我这15年的文化部长，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结果一无是处（以后他的部长职务也被免去了），真可怕！接着，夏衍根据茅盾原作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受到批判，想到30年前夏衍同他第一次合作，改编了他的《春蚕》，这30年后的第二次合作，竟给老朋友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心痛万分，他狠狠地把笔折断，决心绝笔。其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长长12年就没有看到过茅盾的文章了。
再一个例子是曹禺。曹禺一生写了10部话剧，解放前6部，23岁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写出《雷雨》，还有可称为他的代表作的《日出》《原野》《北京人》都写成于40岁前。他说：“我诅咒那个黑暗的旧社会，希望人们得到解脱。”建国后他最早发表思想改造心得文章，挖掘“旧我”、宣誓与“旧我”决裂、塑造“新我”，全面否定自己的《雷雨》《日出》。后来又让他当了官，做了些不能不做和不敢不做的事，所写的《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多为遵命之作，成就和影响不大。画家黄永玉给他的信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
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一条小溪。你泥溷于在不情愿的创作中。”吴祖光去医院看曹禺的病时说：“你太听话了。”曹回答：“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太听话了。我总是听领导的，??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他思想上有苦闷：我们是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但为何不许讲几句良心语言？”曹禺在他《没有说完的话》一书中说：“一个作家到了老年，回顾一下，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狭窄，狭窄呀！道路狭窄，也是痛苦的，很痛苦的。”他在《如果》这首诗中写道：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能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能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 再不愿终身 这样存有戒心。
他怕，怕什么呢？就是怕犯错误。他为什么那样听话？就是他认为听领导的话才不会犯错误，他不敢用自己的思想去写，不敢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只敢搞遵命文学。结果，写起来苦。苦得人家只好不演了。难怪有个作家苦得口吐真言：人家说，不自由毋宁死。我要说：为自由，毋宁不写！这是在思想统治下苦得从内心发出的呼喊啊！我们掌握了政权，靠行政手段垄断和统治一切，自己堵死了自己发展的道路。 1962年在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说：“《雷雨》写于九一八之后，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封建买办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作品合乎你的思想水平。??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1978年曹禺在《几点随想》中说：“解放后我们努力改造，13年的时间，应该说有了一点成绩。背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实在是抬不起头来，出不出气来。这个帽子压得我们不能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写作，深怕弄不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作家们解放后的苦闷，主要是思想上的压力，这可是普遍现象。一批从国统区欢天喜地来到我们新社会的旧知识分子，当年在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为左翼文化创造过压倒右翼文化业绩的，统统被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吧。吴祖光，解放前12年中，写过9个多幕剧、一个独幕剧、创作改编了6个电影剧本、十个散文集，都得到了发表、演出和出版。解放后的三年，他几乎停止了创作，只改编并导演一个电影《红旗歌》、编写了一个评剧《牛郎织女》，再写了一些短文。巴金全集，1949年前所写的超过15卷，1949—1966年加在一起，不足5卷。普遍认为从国统区来到左的屋檐下，必须思想改造，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才能描写新时代的新人物，才能歌颂新社会。这就堵塞了人们的创作，比在敌人的统治下还倒退了。
再看看解放前后的赵丹。我国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有两人：一个是作家老舍，一个是表演艺术家赵丹。
赵丹1933—1949年拍片32部，1950—1965年仅拍了8部，1965—1980年应是他人生的黄金时段，却是一片空白。1978—1980年发病前，他精力旺盛，曾拟拍周恩来、闻一多、齐白石、阿Q、李白等片，结果一部也没拍成。他筹拍鲁迅，1960年就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终没拍成。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多么残酷！
1980.10.8(临死前两天)他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管得太具体，文艺无希望》一文。他说：“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吴祖光曾说：“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巴金曾说：“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的话。”(连胡乔木也认为赵丹“这个说法是对的。党是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具体管??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我想，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
在科学工作上，除原子能科学、航天科学因国防需要得到发展外，毛泽东提倡“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要求要鄙视、藐视、蔑视之。一边倒时还跟着苏联搞过独尊米丘林学说的蠢事。最可笑的是毛泽东提倡除四害打麻雀，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当时就有动物学家指出，麻雀吃粮又吃虫，有动物学家解剖了一千只麻雀，证明吃虫多于吃粮。还举例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讨厌麻雀唧唧啾啾，还偷吃樱桃，下令悬赏（每只六分林）灭雀，雀是灭绝了，虫子大繁殖，吃光果树叶，一个果子也结不出了，国王只好下令从国外进口麻雀。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和后来的纽约、澳大利亚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科学家开会呼吁，在报上写文章，竟没人敢去提醒一下毛泽东。后来虽然改打麻雀为灭臭虫，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还是说谁反对打麻雀就是反对毛主席，因此批斗了好些动物学家，有个动物学家死了，还被挖坟鞭尸，留下了这带血泪的笑话。
清华大学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他本是唐山交大毕业的桥梁工程师，为长江黄河连发水患，遵父亲黄炎培之命，放弃工程师职位，到美国改学水利，1937年获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学位。 1957年中国请苏联专家设计三门峡水库后，中央召集70多位专家讨论，本来看法并不一致，但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只黄万里一人。他力陈建坝拦河之害：“一定要修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说的观点。”并说，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当时高层听不进黄万里诤言，坚持按苏联专家设计堵死了排水洞，而且把黄万里打成了右派，罚做清洁工，下放务农。1959年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还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了反骨”。三门峡水库1960年开始运转，第二年泥沙就淤积了渭河流域，良田浸没，土地盐碱化，威胁逼近古都西安。于是只好降低水库水位，排除15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重新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缴学费”不下百亿。渭河平原29万农民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惨剧无数，后遗症至今未能解消。黄万里一辈子念书想治黄，可我们没有听他一个字。他只能浩叹：“我白学一场，真痛心！”
结果，我们不但批判了、扼杀了、摧残了许多精神文化的精英，而且堵住了新生力量的成长。更重要的是权力集中的官僚主义（即专制主义），一言堂，使其他的人不愿用思想，不愿动脑筋，因为动脑筋会受打击，不动脑筋最保险。这就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思维。由于我们长期推行左的政策，把党内外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看成革命对象，使整个社会蔑视知识，轻视文化，甚至建国初还以“大老粗”为荣，延误了科技的发展，阻滞了现代化的进程。正像人们评论的，我们只能出驯服的军事家、听话的政治家而出不了思想家、理论家、文学家、文化大师。文化思想控制主义、思想大一统主义和专制独裁主义下，只能出遵命作家、遵命学者和风派专家。
试析运动多的根源--阶级斗争为纲和个人独断专行 胡甫臣
-------------------------------------------------------------------------------- 毛泽东为什么建国后采取了一个又一个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建党建国？我在学习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