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说：“这也许是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剧。只要毛泽东在思考，他们就习惯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分机器”。人的思想怎么可能统一，但搞统一思想的恶果却必然到来，刘少奇、张闻天、孙冶方、顾准、马寅初等等，都是极富理论思维，极有独立思考的硬骨头，但他们受到多少压抑和摧残啊！他们这样高的地位都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更不要说一般的群众了。应该承认，几十年来，我们整肃的精英，远远多于我们培养的精英啊！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左的思想领导下的悲剧！
政治运动有时也是路线斗争的工具。拿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整风运动来说，本是要批判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思想，以统一党的思想。这之前毛泽东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亲自动手编辑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大本文件汇编（后来又从中选编成《两条路线》一册），供大家研究党的历史问题，使之成为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毛当时写了九篇文章批判左倾路线，据胡乔木讲：“尖锐、泼辣，毛主席个人的喜、怒、嘲、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后来因为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他几经修改这九篇文章，去掉一些尖锐的话，终未发表。用整风运动来反对党内的派别，反对所谓的错误路线，这可算是毛泽东的发明。列宁是反对派别活动的，但他始终主张党内要有民主自由，当时的《真理报》就辟有“争论专页”，列宁从未把谁打成反党集团（后来斯大林才把党内持不同意见者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也学习了斯大林，所以中国也就有了许多反党集团）。当然王明的错误和他从苏联回来的所作所为，倒是应该批评的。但用一边倒批判的整风运动形式，却由此开始。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介绍：广大干部的群众性整风运动分两大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整顿作风，检查思想，持续了一年多。第二阶段是审查干部，清理队伍（搞成了抢救运动），进行了半年左右。毛泽东说，前一阶段注重学风，后一阶段注重党风。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发动各人写一次反省笔记。党风最后阶段还应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最后则发动坦白运动，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很像基督徒向耶稣忏悔一样）。在此阶段内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彭德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他举行了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他从严检查了个人在工作上的缺点和失误后，即遭到不公正的批判，断断续续为他开了43天的批判会（14年后在庐山会议上还重被提起）。彭大将军都是如此，王实味听完整风动员报告后，写了《野百合花》等杂文批评延安的缺点，惹出了大祸（先是被思想批判，后升级为斗争会，再打成托派。更把同他来往的几个人打成“反党五人集团”，开除党籍。以后在转移中还被枪毙，四十九年后人早死了才得到平反），就不足为奇了。 借政治运动打击好同志，周扬整丁玲、陈企霞（所谓丁陈反党集团），也十分典型（他还执行了许多毛泽东发起的左的文化方面的错误批判。他曾私下对人说：“如果当时我不打那么多的右派，我第一个就是右派。”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有所觉悟，思想有改变，又曾多次公开流泪忏悔和道歉，特别是他在关于异化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的探索中受到胡乔木无理霸道的批判，因而获得过一定的同情。但他整人的表演是有代表性的历史，已是无法抹去的了。有人把这称为“周扬现象”，认为他为权利而斗争时，他是自己的主人、自由的主人；但当他为保住一种权力而斗争时，他就变成了自由的敌人，专制下的懦夫）。在他当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时候，在作协主持了对丁陈的批判，向党中央写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所控事实，调查后全被否定，陆定一也说，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情况办。当时周扬曾辩解批丁陈反党集团是毛泽东的意思（毛当时曾把延安整风时丁玲等受批判的一批文章作为奇文拿出来再批判，周扬所说是有可能；但有人也怀疑是周的推脱，反正也无人敢去核对）。周扬却把它拖延下来，不久，反右开始，又把他们作为右派分子批判起来（尽管周恩来在先前审查时曾指示过要注意丁和周之间成见很深）并牵涉到冯雪峰。周扬完全是以个人隔阂整了丁、陈、冯（见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
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周扬又唯独给丁玲没有道歉。像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这种悲剧存在于20世纪中国许许多多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政治运动，哪还有半点共产主义的味道呢！说我们的政治运动是整人运动，是内哄，是自己乱自己，一点不假（连胡乔木也承认：“建国以来，我们在思想文化战线界进行的斗争太多也太过火了）。其实，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像蒋南翔在延安给中央《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所说的一样，“这是一段提起来就叫人伤心的血泪史”。
关于整人，很自然就会想到康生。他在我们党内，整人的时间最长，整的人最多，简直是个整人魔王。党内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就拿延安整风来说，是因为毛泽东对敌情估计过重，整风才由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革命，迅速转入疾风暴雨的组织清党，把阶级斗争和组织清洗联系起来，加上康生的煽风添油，才使运动迅速阶级斗争化的。八届十中全会递条子给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掀起清查刘志丹事件的，也是康生看到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投其所好造成的。毛泽东特别欣赏和信任康生，就因为康最能投毛之所好。1943年12 月底，季米特洛夫从重庆和苏联驻延安的代表那里所得消息，心情焦虑地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其中有：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除党内敌对分子的办法正在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为国民党效劳。毛泽东回电中有：“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和慎重的。”（1998年《炎黄春秋》第六、七期《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下）毛泽东未听季米特洛夫这个忠告，给季米特洛夫回了个不实的假汇报，在党内留下了个整人的打手，害了他自己，害了党，害了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文革中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国家领导人一级33人，中央委员、人大政协委员93人，副部级以上干部91人，省市副省长副书记以上干部51人，部队军级以上干部11人，以上共337人，其余266人也都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康生在党校批杨献珍“合二而一”运动，逼死知名学者孙定国、开除讲师黎明出党后来在文革中投井自尽，整个运动从党校调出或遣送还乡100多人。最初是以学术讨论名义开展批评的，当时《光明日报》曾收到210篇同意“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康生都要他们单位加以批判。文革中他更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写诬蔑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等，作恶多端。
整人中说恶劣、说绝妙的恐怕还有个李井泉。马识途在他《沧桑十年》一书中，回忆给彭德怀说：“你认错，被戴上帽子倒也罢了，却给四川好多干部带来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告诉他四川搞这个大运动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就是把领导机关的干部集中起来，不告诉会议内情，把你和张闻天在庐山上的发言发给大家讨论，你们是中央领导同志，又说得正中下怀，纷纷发言拥护，记录在案，按记录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抓一大把。彭总听得眉头紧皱，他说，想不到我一个人犯错误，还给你们四川干部带来灾难。我告诉他过两年就“一风吹”了，他才哑然失笑。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竟然这样胡乱整人，这可是真正叫人心中流血的政治笑话，这也是我们党的政治运动十分普遍的一个典型写照。
整人的结果，使革命队伍成了无民主、无自由、无温暖、无快乐的整人世界。好像一参加革命就要立即打倒、要立即铲除一切非革命的人，只有革命的恐怖，没有革命的快乐和幸福。只有批判、凶狠、严斥、对待敌人的态度，没有和谐、帮助、情谊和友情。
关于整人，毛泽东也有整人的理论：在反右运动中，他认为整人也是帮助人；他还认为干部必须经常整，他叫做对待干部的不断革命论。他在工作方法60条中，第21条是“不断革命”，他解释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夺取政权开始—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年7.1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
的时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自然，这也和他一贯强调斗争哲学;他自己曾说,我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的只有四个字,“阶级斗争”；他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等思想有关。
整人成了搞运动的一大特点，仅就平时看到的材料，举例看看有多少人挨整吧(这很难有个全面的完整的数字,只能就看到的分项的可靠数字作例子列出。但另有个数字可作为形象的参考比较，那就是《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中，说“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即达2100余万人，其中牺牲者近10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多亿美元)。
《百年潮》上有篇文章列出的有个数字就对地方上整人很有代表性。项南1981年去福建当省委书记，他到任时还发现大批解放前在复杂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出生入死的原闽浙赣、闽西南地下党的同志，解放后在受审中蒙受冤屈长期未得到平反。甚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还把一批原闽中地下党的负责人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出党，逮捕入狱。从土地革命一直到解放战争，党先后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福建其他大中专院校，发展了1400多知识分子党员，且多为学有专长的专业人才。他们都受地下党三大案的影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查”及海外关系的株连，大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打击，有的生活十分悲惨，工资只二十多级，还不如机关的勤杂人员。项南问，这些同志到底有几个是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他又组织人经过四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才先后为他们平了反。这怎不令人向苍天发问：为什么让这么多革命工作者受这么长期的革命专政？！多少有用的知识分子因为被怀疑成敌人或可能是敌人而搁置不用或大材小用。而这决不只是个别现象。
十分相似的，有广东两次反地方主义迫害人的数字。建国初广东土改时，中南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认为土改缓慢无力，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这个看法影响到毛泽东。1950.9，中央从各省市抽调7000干部南下支援广东，党政干部调整时，以大军、南下干部当第一把手，广东干部只能任副职。 当时叶剑英、方方从广东实际出发，认为执行《土改法》时，要保护华侨，保护商业，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指出华侨多是出卖劳动力的劳苦大众，对侨眷地主的余粮，不追至海外，不没收华侨房屋。但中南土改委认为清算不应只以国内财产为限，没收房屋达80%。1952.4华南分局依靠大军和南下干部开展土改整队运动。普遍查出身、查立场，处理干部6515人，其中广东土改小组长以上干部7703人，处理了781人，占参加整队人数的10%强。毛泽东亲自出面处理，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这次反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叶剑英、方方都作了检讨，方方等一批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陶铸取代方方。
1957.5中央发出反击右派进攻，陶铸部署在全省开展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企图彻底解决一些地方干部对省委领导不满的问题，认为可以把反地方主义和反右派斗争结合起来。陶铸认为海南地区有几个县地方干部对整队处理不满向县区政府请愿，是冯白驹为首的地方主义分子向海南党委和行署排斥外来干部，搞独立王国。古大存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主张要多做思想工作。陶铸便把他们说成是“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报请中央给了处分。七千人大会后，广东省委召开谈心会，号召畅所欲言。冯白驹、古大存提出他们的问题，陶铸报经中央批示，不予平反。直到胡耀邦任组织部长、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才断然平了反。 广东反地方主义受迫害的有2万多干部，反右派和十年文革受迫害受株连的那就不计其数了。 还有四川李井泉整“肖（泽宽）、李（子舟）、廖（伯康）”在市委正式会议上向省委提意见和向中央反映四川非正常死亡等问题，山东整赵建民，吴芝圃整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等??这都说明运动整人在各个地方也是很普遍的，要把这些数字都统计起来，那就更多了。但这说明乱搞运动，乱整人的左的做法，是全国性的。
《陆定一传》里说，参加肃反运动的有400多万人，搞出有问题者只4万人，扩大化是肯定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说毛泽东对“斯大林最令世人震惊的杀自己人太多的毛病，他却认为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他估计斯大林不过杀了一百万人，仅仅是个肃反扩大化问题。我们建国以来几年至少就杀了79万反革命，还关了一百多万，管制了一百多万。”
肃反运动就是“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场斗争的毫无间隙的延伸。立案审查140多万人，查出了现行犯3800多人，还不足0.3%(高饶集团、潘杨集团也在内)。140万人约占那时各层次知识分子总数的26%，大致是四分之一。即每四个知识分子中有一个肃反对象。如果加上教育、商业、机关团体脱产人员共670万人，在这些人员中每六个人中有一个肃反对象。每100个人中有6个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即每一个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平均有16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作陪（所以鸣放中好多人对肃反运动提意见）。罗瑞卿说：全国有专职肃反干部75万多人，还有上百万肃反积极分子。全国参加外出调查研究的达328万多人次，可见规模之大。
据23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直属机关的不完全统计，完成土改后这几年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共803万人，其中党员和干部433万人，群众374万人。 1980年7月公安部复查报告统计：“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共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定为分子的78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判刑的3 人（胡风被判14 年，但被关实际24年，阿垅、贾植芳各12年。见《百年潮》第10 期胡晓风文章）。
1978年春，按当时已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被戴上“右派”帽子的45万多人，而此时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突破了50万大关。后来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552877人，是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953万的5.8%，超过毛泽东常说的95%以上是好人的界限。（见戴煌《胡耀邦与冤假错案》）其实，挨整的人，还有未纳入国家干部计划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工商界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不下10万人，还有上万的不戴帽子的内控右派。如果加上全国株连受害者不下600万人的数字，就可看出整人之多了。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有：“十几年内反复整风”“可能还有30万右派”，“可能有成百万有左倾观点的人”。整风是他经常要搞的，像文革是七八年要来一次，反右派已错整了50多万，还说还有30万。有左倾观点的人还更多。可见在毛泽东眼里，经常要整的人，是多大的数。 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多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380万人。三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李锐《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1997年《炎黄春秋》第12期）。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食品匮乏，浮肿病很普遍，农村饥馑死亡增加，据人口方面的统计，1959年人口增1113万，净增率为10.19%, 1960人口减1100万，净增率为-4.5%，1961年又减398万，净增率为-3.78%。杜虹在《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一书中说死亡2000多万；廖盖隆在《炎黄春秋》上的文章中说，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达4000多万。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1962年甄别平反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而他们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高级干部挨整的也很多。比如胡耀邦1964.11.30—1965.3.11在陕西工作100天就因纠正陕西社教运动严重的左的错误——1964年逮捕6470人，拘留5000多人，开除公职的干部和教师1450人，开除党籍的3200人。三个试点县斗争中就有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他却被刘澜涛勒令靠边站，在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连续两年的十次会议上受到批判，先后作过6次违心的检查都未能通过。
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数字就更惊人更难统计了。只能有一些零星的例子。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仅1966.8下旬到9月底的40天里，全市被打死1772人，抄家33695户，被驱逐出
北京市的所谓五类分子及其家属85000人。除民建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有一百人，都被斗争或抄家，并被通牒解散，次日起即停止办公。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罪行起诉书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有744554人，被迫害致死的34766人，受株连的多达1亿人。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96人，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副总理12人，军委副主席5人，大行政区第一书记4人，中央监委员34人，人大常委委员60人，政协常委74人??十年内乱经济损失5000亿元。
刘少奇冤案除他全家都受株连外，全国受株连被错判的案件，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9前统计，有22053件，错受刑事处分的28000人，其他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者无法统计。
“文革”动乱，在全国制造了300万件冤假错案，祸及上亿人口。仅北京中央机关即有6000多干部闲在家中无事可做。（见《炎黄春秋》悼曾志文章）
有人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文章中，统计了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化名人，被逼自杀者约80人，被折磨整死者约40人。
胡耀邦在党校报告中举例：内蒙27万党员，被打成“内人党”的35万，打死打伤的达5万多人。（金春明文章）
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研中有130位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或作为审查对象，在整顿期间为科学家落实政策的有800多人。（李昌回忆胡耀邦整顿科学院时的文章） 建国后搞的这些运动中，总的说是左了，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在阶级斗争中毛泽东曾提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但他在建国后的阶级斗争中，他犯了两个最大的错误：一是把农民当成改造对象而不是像革命时期把农民当成主要力量、依靠力量。没有满足农民土改后搞好生产发家致富的要求，没能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反而急于搞合作化、公社化（软共产，变相归公），反对他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反对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影响，甚至割他们资本主义的尾巴，使他们怕搞生产，怕冒富，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长期生活得不到改善。二是把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作为敌对阶级限制、改造、打击。我们的落后，有一方面就是文化、知识的落后，但他把知识分子当敌人，摧残了大批的知识分子，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延迟了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科技的进步，削弱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再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20世纪中到80年代初历经25年之久，先后有2000多万青年参加，这是在毛泽东左的思想指导下荒唐的政治运动，给学生、家庭、农民造成的困难不说，给财政造成的巨大损失不说，还把这些青年本该接受教育的时间耽误了、耗费了，给国家造成了人材的断流，这对国家的损失才是最大的啊！人应该是最宝贵的财富，但为什么偏偏对人整得这么厉害？这是不是因为是军事战略家，为争战略高地而不惜牺牲人的思想的延伸呢？
运动中，毛泽东爱说整多少人要有个百分比的限制。其实，他没有考虑所谓百分之一、二、三的绝对数有多大；其次，他所谓的百分比实际成为下面追求达到的目标。达不到也要硬凑，反而助长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反右派运动，北大是一个重灾区。当时党内反右掌握的控制数字，右派分子占单位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可北大打出的右派分子与总数比是百分之十，共800人，比控制数字扩大了一倍。其实，比他所下达的控制数一般都更高，这不过是一个例子。
运动治国总的效果如何呢？邓小平有个说法：“这20年(他是指1957—1978年，要按我的认识，建国后就开始左了)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局面而言，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要不打肿脸充胖子，硬说成绩是主要的，应该承认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我们是失败的。在和资本主义竞赛中，我们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