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图3与图4进行观察比较，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差异趋势保持高度一致，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差异状况的进一步确认。
结论：通过聚类分析和计算经济发展水平系数可以看出，阜阳市、宿州市、六安市、亳州市四市属于经济比较落后地区，是我省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从区域差异的相对变化趋势来看，有起伏，但近年来有逐渐上升趋势，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有所加剧。
三、我省区域经济差异原因分析
现代统计分析表明，我省经济区域大体呈现四个类型，而且发展的实践也印证了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次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明显特征。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差别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自然基础差异
不同经济区域差异，自然基础占据了相当的份额。自然基础包括了区域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包含于自然环境中的各种自然要素如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等。这一因素是先天的而不易改变，从一定意义上讲，对区域经济发展起重要基础作用。上述分类的一类和二类地区中除合肥以外，其他市分布在沿江平原圩区、淮北平原中矿藏资源丰富地区以及皖南山区旅游资源丰富的区域，三类与四类地区集中分布在江淮丘陵地区和皖西丘陵地区。一类地区中的马鞍山、芜湖、铜陵濒临被称为“黄金水道”的长江（有人测算，一条长江航线相当于12条铁路的运力），得地利之便。加上原有的港口、码头等岸线设施以及后期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兴建，为这些地区发展带来十分便利的交通条件。而且这些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临近经济发达的江苏省，经济上受其影响不言而喻。合肥是安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自然十分便利，具有独特的优势。相比之下，三类、四类地区就
不具备一类地区的优势。四类地区的阜阳、亳州、宿州、六安，第一产业比重较大，农业以种植业为主。从农业生产条件来看，这些地区土壤较为贫瘠，水资源不足，光热条件也不如沿江和江南地区，旱涝灾害时常发生。
2、历史差异
历史差异可以说是由于区位差异而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的一种积淀，这种差异是长期形成的，很难一朝一夕加以改变。历史上，安徽经济发展就很不平衡。宋代以来沿江江南地区的经济较为发达，我省的手工业、采矿业、金属制造业以及商业主要集中在这里。从一类地区的几个城市来看，芜湖是近代长江下游地区工业的发祥地之一，1876年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后，粮商云集，形成当时全国的“四大米市”之一；20世纪初，芜湖工商各业发展到百余种，商店有五六千家，数量之多，为皖之冠，成为长江下游以内外贸易为主的商业港口城市。马鞍山凭钢立市，铁矿开采历史悠久，秦汉时这一带即因盛产铁而著称。铜陵是中国古铜都，其矿山采掘、炼铜和铸器活动，始于商代早中期，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相对而言，其他市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四类地区的阜阳，1949年仅有8家酿酒、卷烟、蛋类加工等企业和76个家庭手工作坊，大多数工业行业一片空白。老区六安1949年仅有工业企业159个，多是简陋的小锅厂、小木厂及生产铁木竹农具等手工业。从国民经济结构来看，建国以来农业的发展速度较慢，而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农业部门，尤其是第一，第二地区的发展速度最快。从生产力布局看主要集中在第一、二类地区，这些地区工业投资多，基础好。八十年代初期的“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地区的优势地位。三是第一、二类地区充分利用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在资金投入上远远高于第三、四类地区，从而进一步取得了领先优势。
3、人口文化素质的差异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的人口素质普遍提高，那么该国或地区的人力资源的质量也会相对较高，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其劳动效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也较高，从而该国或地区的人均产出水平也较高；反之，人口素质低、劳动力素质低，人均产出水平和和收入水平较低。反映文化素质的主要指标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初中及小学文化程度、文盲率等。我们选取这些指标与各市人均GDP的截面数据计算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五所示。
表五：各市人均GDP与文化素质的相关系数 文化素质与GDP之间的相关系数 年份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 1982年 1990年 1993年 0.8310 0.8703 0.7857 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 0.8005 0.7737 0.5750 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 -0.1576 -0.2212 -0.2324 1994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3年 0.7701 0.8402 0.8526 0.8681 0.8902 0.5929 0.0018 -0.0102 -0.1230 -0.1710 -0.4095 -0.5277 -0.4884 -0.6628 -0.3900 从表五可以看出，⑴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与人均GDP呈较强的正相关，而且2003年与1982年相比，相关系数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说明这一部分人口比重对人均GDP增长的作用程度最大。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系数呈下降趋势。说明这部分人口对人均GDP增长的作用程度越来越小。⑶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与GDP呈负相关，而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呈上升趋势。说明人口文化水平低，所起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总之，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文化素质是密切相关的。以2003年全省各市“每十万人中高中大专文化程度以上人口”这一反映人口文化素质的指标来看，四类地区差异是比较明显的：一类地区的合肥及芜马铜地区每十万人口中高中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口均超过一万人，而四类地区这一指标普遍较低，其中阜阳、亳州两市不足五千人。
4、资金投入的差异
资金投入水平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经济发达的第一、二类地区工业基础较好，地理位置优越，资本的边际效率相对较高，因此，为了追求总体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不仅国家投资重点大幅度向经济发达的第一、二类地区转移，而且经济发达的第一、二类地区还吸引大量的社会资金和国外资金。这里我们选取“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这个指标来反映各市阶段年的资金投入差异分布及变化情况（见表六）。
表六：各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单位：元/人 地区类型 范围 铜陵市 芜湖市 合肥市 淮南市 二 黄山市 淮北市 宣城市 滁州市 三 蚌埠市 巢湖市 安庆市 池州市 四 宿州市 亳州市 1980年 61.7 45.1 55.5 160.9 25.5 254.2 13.8 7.1 34.9 7.5 15.2 14.9 8.1 1.8 1985年 241.7 309.4 129.5 162.5 475.9 88.8 361.3 51 32.4 86 26 38.6 28 21.1 17.5 1990年 701.6 461.3 196.7 232.5 673 85.7 401.8 51.2 62.1 98.6 56.7 64.8 90.4 28.9 16.9 1995年 1787.6 2375.9 707.3 825.3 1893.5 425.1 889.9 355.5 165.4 423.8 171.1 426.9 193.5 243.4 178.4 2000年 2920 4398 3470 3254 1670 2133 1736 1334 1205 1636 1553 1191 1375 788 745 2003年 8605.8 6609.7 6385.9 5587.1 2553.3 3594.3 2511.9 2718.8 1520.2 2456.2 2046.5 1705.1 2345.8 959.9 1010.2 马鞍山市 121.4 一 六安市 阜阳市 5.3 7.6 20.4 18.1 31.2 25 133 125.2 684 633 987.0 826.2 由表六给出的数据可以看出：
从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1999年、2003年的横向考察，第一类地区和第二类地区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都远远高于第三类和第四类地区。特别是到了2003年这种绝对差异非常明显：一类地区的合肥及芜马铜4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在5000――9000元之间；而同期的阜阳、六安等四类地区仅在千元左右。可见，这种资金投入的差异，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差异。
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上只是其中几个主要方面。如何看待区域经济差异，不能孤立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的原因，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原因。应该说，区域差异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有些原因在某一特定时期可能是主要原因，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变化，有可能转化为次要的原因，因此，在分析和理解区域经济差异时，要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看待各种因素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寻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
四、我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显而易见的，其成因也有多个方面。从经济学的“木桶原理”来看，阜阳等四类地区是我省经济发展以及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中的“次短板”“短板”和“最短板”。只有分别增加这些板的长度，才能提高我省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协调发展就是逐步缩小差距的过程。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要作用，缩小差距不能牺牲发达地区经济利益，而只有通过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来实现这一过程。因此，加快阜阳等皖北城市的发展，加快老区六安的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重点。
（一）发挥区位优势，着力培育皖北中心城市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省“三区一中心”战略布局发展实践来看，作为区域中心的城市经济优势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如我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合肥市（当时属“一中心”），皖江地区的马鞍山、芜湖、铜陵诸城市（当时属沿江经济区中心城市），皖南地区的黄山市（包括原徽州地区、原黄山市，当时属皖南旅游区经济中心），皖北地区的淮南、淮北市（属当时两淮经济区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通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分属一、二类地区的经济发达和次发达地区。固然，这些城市能够获得今天的发展局面，与其先天的优势条件分不开，但客观地讲，与政府的长期培育是分不开的。如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项目安排、市场布局、教育、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客观上也造成了与非战略地位城市的经济差距。当然，这是由生产力布局的优位效益原理决定的。
淮南、淮北、蚌埠、阜阳、宿州、亳州等六市，经济水平总体上不高，而阜阳、宿州、亳州三市经济发展更为落后。这些城市为什么随着全省经济发展不断加快而显得更加落后？主要是自然基础和历史等这些带有先天性质的因素，一般
不易改变，即使改变也非常缓慢。而“人口文化素质”、“资金投入水平”则具有后天的性质，只要通过努力是可以改变的。但人口文化素质提高、资金投入水平增加与经济发展水平互为制约因素。高水平的人口文化素质以及高水平的资金投入必然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反之，经济发展水平上去了，也就有足够的财力用于教育投入，吸引各方面人才，最终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外来资金投入，最终提高资金投入水平。但这些地区本身是典型的大农村小城市，基础实在太薄弱，根本不具备区位优势。因此，这些地区经济要想尽管发展上去，跟上全省平均发展水平，靠其自身积累来解决提高人口素质和资金投入水平是不现实的。设想一个没有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城市，谈何加快发展？所以，加快经济不发达或落实地区的发展，更需要借助外力，实施类似中央采取的西部发展战略。
政府责无旁贷的是外力的授予者。二十多年来，我省实施的“三区一中心”战略也好，“二点一线”战略也好，无疑不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心城市的优势地位，那些自然条件好、工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城市，得到了更多资源，发展更快，而那些相对处于劣势的地区，丧失了作为中心城市的机会，无疑失去了一次大发展的机遇。我省皖北地区属于相对劣势的地区，往往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人口较多，而且这些城市同属于松散的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关联度不高，互补性不强，城市中缺乏一个集聚力和辐射力较强的龙头，经济发展缺乏凝聚力。生产布局学认为，一个地区的中心城市，通常是工业最集中的地方，是全区的交通运输枢纽、商业贸易中心，科学文化事业也比周围地区发达，城市在经济发展中起核心作用。按此理论，皖北六市中没有哪个城市与此完全吻合，说明皖北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城市。正因为如此，需要政府着力培育，把培育新的皖北中心城市上升到一个战略高度，解决其自身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根据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我们认为皖西北的阜阳市应优先考虑。这是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的：
第一，木桶中的“最短板”迫切需要加长。阜阳人口众多，全市900万人口占全省14%，其中农业人口占90%以上，该市在全省经济最为落后，2003年人均GDP不足3000元，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40%，与最高的相差竟5倍！可以说，阜阳不富，全省难富，解决阜阳问题最为迫切，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第二，战略布局平衡要求。阜阳是安徽的西北门户，西临河南省，周边无经济特别发达城市，不具备享有外来辐射的条件。我省区域发展战略实践已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中部有合肥、南部有黄山、沿江有芜马铜诸城市构成安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而人多地广的皖北似乎缺少一极，或者说未能形成一极。皖北地区向来被人们称为“有问题”地区，如农业人口比重大，旱涝灾害频繁，财政困难，资金投入小等等，靠其自身的努力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治标，还是治本？是输血，还是造血？这无疑是一个根本的战略问题。我们认为，与其撒“胡椒面”，分散财力，不如集中财力，寻找突破口。作为与皖南相呼应，选择阜阳入手，应该值得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