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敌视苏俄之时（袁成本， 1990）。虽然有这样的环境背景，但是作为政治家，他的一些表述是不够谨慎的，讲得过于极端。由于列宁后来成为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于是他的话就带有了神圣的色彩，对后世造成的影响很大。
十月革命带动了共产党在一系列国家的建立，形成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6)。由于当时这些党大都与国内资产阶级处于激烈的对峙状态，列宁为第三国际的党规定了十分严格的党报体制。他写道：「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列宁全集(31):185、181）俄国党的党报体制，以这种更严厉的形式为各国共产党采用，并且成为党报体制的常规（李小冬，1987）。
在取得政权以后，列宁及时地要求党和苏维埃的报刊将报导生产建设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始终坚持报刊工作重心的转移，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和决议。他要求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特别是政治空谈（列宁全集(28):81-83；(29):391-392）。
列宁在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得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试验场所，但各种变革时期的社会混乱也时时困扰着他。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下，他于1918年初写下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设计了一套取消商品交换的战时共产主义的蓝图，并将从思想上整顿社会混乱的希望，寄托于党和苏维埃的报刊（报刊的发行实行分配制）。于是，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党和苏维埃报刊新作用的论述。他认为，报刊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教育，成为改变偷懒方法的工具、教育人们转变拖拉作风的工具、鞭策落后的工具等等30多种「工具」，就此提出的主要方法是：树立好的榜样、将坏人坏事「登上黑榜」。他承认通消息和娱乐是报纸的作用之一，但将单纯通消息和娱乐视为资本主义的新闻观，要求这种作用降低到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列宁全集(27):187、237-239）。后来，他意识到取消商品交换的试验失败了，从1921年起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了报刊订阅制度（列宁全集(32):118-122）。党的十二大的有关决议承认文化事业单位在商业和经济上的独立性，陆续出现了一些私人出版社和耐普曼报刊（私人报刊）。由于列宁此时身体状况恶化，所发表的少量文章只能涉及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政策问题，没有专门谈到新闻媒介在新经济政策下的性质和作用。他在实行无商品交换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由于有较为系统的关于报刊工作的论述而被后世继承了下来。
列宁的父亲是一位具有民主意识的俄国教育家，列宁本人相当时间又生活在西欧。他能够从事革命活动，受惠于西欧国家的民主制度，他对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是肯定的。作为个人，他的作风十分民主；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当他力图在俄国党内实现党的民主、在苏俄政权内实现国家民主的时候，党内和俄国国内的环境，却使他常常将自己的初衷打折扣，甚至得出相反的论点。
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早年是地方党的负责人，七次被捕和逃脱，是一位具有坚强革命意志的布尔什维克。他从未在国外生活过，父亲是鞋匠，本人只受过几年东正教会学校的教育，但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他在1917年党的六大上，开始进入俄国党的中央领导层。他的新闻理论主要也是党报理论。1909年，作为地方党的领导人，他认为中央有名无实，建议创办全国性的党报，「因为办得很好的全国性报纸确能成为中央真正团结党和领导党的工作的最有效的工具。」（斯大林全集(2):149）
这种对党报作用的认识，在1923年5月他实际掌握着党的权力的时候，变成了一种明确的说法，即「报刊的组织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宣布成立以后，由于中央领导机构被沙皇政府破获，因而1900年创办的党的报纸《火星报》，其主要任务是重新组建党。1901年列宁为该报写的社论〈从何着手？〉，就这项工作讲了一句著名的话：「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全集(5):8）斯大林重新引证列宁的话，写道：「没有理由怀疑，列宁同志的这些话在目前我们党和国家的建设环境中是完全适用的。」他反对只把报刊的作用局限于鼓动和揭露，认为还有更重要的组织作用。例如「党通过报刊号召工人和农民起来捍卫社会主义祖国，几万几十万的劳动群众通过数百个决议响应党的号召，走上前线」，这就是报刊组织作用的表现。「一分钟也不能容许附带任务掩盖住报刊在我们党和国家建设事业中的组织作用的直接任务。」（斯大林全集(5):232、234）在第三国际各党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便是斯大林的这种「报刊的组织作用」的观点。
斯大林掌握俄国的权力以后，陆续封闭了私人出版社和耐普曼报纸，取消了列宁坚持办下去的党内争论刊物，禁止党内反对派发表意见，理由是「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斯大林全集(7):319）这为他30年代实行政治大清洗，作了理论先导。在新闻工作方面，他曾鼓励报纸建立通讯员队伍、支持通讯员和作家揭露基层的官僚主义和腐败（即报纸批评）等，当时受到一定的好评（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1945 ）。但是，在基本的新闻体制方面，他强化了列宁时期尚不明显的弱点，从而形成了一种模式（袁清明，1988）。
这一模式可以依次归结为以下四个说法。第一，建立在列宁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理论基础上的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体制。在等级制宝塔组织之下，党的报纸只能是中央或地方党委几个人乃至一个人（书记或主席）的工具。第二，为了使这种体制有效，需要一种自觉的纪律保证，于是列宁特殊情况下提出的「铁的纪律」成为常规要求。与此相匹配的还有列宁早期提出的「党性」，它本来是指多党环境中加强自己的党派意识，现在要求将思想一闪念到鸡毛蒜皮，都提高到「党性」来认识。第三，体制和纪律既然定格，那么「新闻」便等同于宣传，凡不适于宣传的新闻不是新闻。斯大林特别要求记者和作家成为「无产阶级舆论的表达者和传播者」、「无产阶级舆论的指挥员」（斯大林全集(6):228-229）。不少党的新闻工作者，除了党的中心工作，不知道还有其它的新闻。第四，若将这一切推广到社会，需要一种理论来说服人，这就是一个阶级的或多数人的出版自由理论。斯大林多次阐发了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斯大林全集(10):181-182；斯大林文选：94、100 ），理论上可以说得通的一个阶级或一个党的自由，实践上只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思想控制。斯大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成功地以革命的名义实现了这种控制。
参、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党正式成立之前的新闻理论，基本上属于西方体系。例如陈独秀写道：「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陈独秀，1919a:353）「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陈独秀，1919b :440）李大钊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李大钊，1919:8 ）「穆勒(John Stuart Mill)着《自由》一书，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李大钊，1917:314）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从20年代起，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报刊组织作用的话，就为中国一些党的报刊工作者所知；30年代，「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开始确立，党的领导人引进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任务的观点；40年代党的报刊上介绍过俄共（布）八大关于报纸的决议、列宁关于加强党性的论述（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80：上册126；下册21、175-184）。但是，列宁关于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系统观点，从来没有提到过，可能中国党当时不知道。
中国共产党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新闻理论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当时对党报的要求归结为「四性」，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80：下册50-53）。在国统区，则简化为「两性」，即党性、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80：下册80）。具体的工作方式是：通过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宣传执行党的指示的模范人物或单位，从而生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种做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陈力丹，1987）。毛泽东1948年4月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将中国共产党对党报作用的认识作了如下总结：「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毛泽东选集：1213） 关于出版自由，毛泽东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谈到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并认为只有解放区彻底实现了这种自由（毛泽东选集：971）。对于西方意义的新闻自由，毛泽东1957年说：「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导是没有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2年底完全取消了私营报纸，新闻媒介虽然形式上有党的、国家的、人民团体的区分，但经常笼统地被称为、也理解为「党的新闻事业」（袁清明，1996）。根据1948年中共中央的文件，新闻媒介「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80：上册189）延安时期对党的报刊性质和作用的认识、党领导党的报刊的运作方式，基本被用于认识和领导国家的各种媒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同时期党的具体政策、口号有时完全不同，但关于新闻媒介性质和作用的表述，基本相同。例如邓小平1950年作为西南地区的负责人讲道：「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密切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它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邓小平文选(1):145）1979年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后召开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仍然这样讲道：「我们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长期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工作的。……我们的党和人民，都把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当作党中央的喉舌，这是长期形成的传统」（'84中国新闻年鉴：目录前3）。1983年中共中央转发广播电视部党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对广播电视的性质作了如下规定：「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各级党政部门要学会利用广播电视来宣传政策和开展工作，学会使用广播电视来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 '84中国新闻年鉴：7）
有的时候有一些变化，例如1949年12月中宣部〈关于今后各级党报名义不要公开宣传的指示〉，要求「各行政区、省、区的主要报纸，都不必公开宣传是中共机关报，也不必说是政府机关报，只称某地某报即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80：上册328）；1956年刘少奇关于学习西方通讯社、「新华社当老百姓好」的几次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80：下册359-360、367-368）；同年《人民日报》的改版，提出「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等等（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80：中册483）。这些变化在「文革」中曾经被批判为「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两报一刊编辑部，1968），其实它们只是在体制范围内做一些温和的、控制程度上的调整，没有、也不会改变既定的关于新闻媒介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江泽民在1996年1月的讲话中，再次引证毛泽东关于报纸作用和力量的论述，还引证了毛泽东关于「政治家办报」的话（江泽民，1996；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216），说明了现任领导人坚持既定方针的决心。
但是，全国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个重大的环境变化。一旦社会对外开放，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社会对信息的需求量激增，原有的几乎清一色的机关报体制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仅在1980年元旦至1985年3月1日的1900天里，全国的报纸就从253家增加到1776家，平均不到两天就出现一家新报纸（秦绍德，1989）。单一的机关报体制从1984年起逐步变成了以党报为核心，多层次、多品种、多样化的报纸体制，机关报占报纸种数的大约20-30%左右。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从80年代末开始也出现激增现象，广播电台从1980年的约100家发展到现在的1210家，电视台从当时的30多家发展到现在的980家，有线电视台从无到有，仅几年时间，出现了1200家（主要是文化娱乐节目）。各台还纷纷推出各种专业台和系列台，播出的节目出现从未有过的多样化（袁清明，1996）。
于是，在基本原则不变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变得较为灵活了，内容也显得丰富了一些。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以渐进的方式发生着变化。
从1987年起，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开始出现「信息商品化」的用语「（赵紫阳，1987）。对新闻业的管理，也发生了变化。一位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写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单纯地依靠党的纪律和具体的行政管理已经很不够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依法管理，将越来越显示其重要作用。」（于友先，1994）
而对具体的新闻媒介来说，竞争已经变成了很实际的问题。一位记者这样写道：「在现代社会，信息就是商品，信息能带来利润。曾几何时，一贯以耳目喉舌为已任的中国新闻传播媒介，突然闯进了信息市场这块陌生的领地。 ……五花八门的『战术』可以归于同一种策略：用最快最有用的信息、最活最亲切的手段赢得受众。（蔡斐，1994）
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对新闻改革作了这样的概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根本性的变革。在改善大众传媒结构，增加报刊种类，形成竞争机制方面，在新闻单位内部实行企业化管理，建立责任制方面，在改进新闻宣传的内容和方式，增加信息量，发挥多种功能方面，都迈出了步子」（丁关根，1993）。
从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主要领导人的讲话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理论从未被提起过，只有1930年5月上海一家接近党的月刊《萌芽》，发表过马克思一段赞美出版自由的话、一段反对以党派标准进行书报检查的话。这件事情尚鲜为人知（马克思全集二版(1):106-107间插页）。列宁谈到党的新闻工作的几句话，诸如组织作用、党性原则等，老一代的中国党的新闻工作者都能背下来，但对列宁在第二国际时期的党内斗争背景，全面了解的很少。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受影响最多的还是斯大林时期苏共已经有些僵化了的那些东西，特别是50年代初期，全面学习《真理报》、塔斯社，出版了数本十分枯燥的联共（布）高级新闻班讲义。但是，苏联的影响只显示在字面上而不是实质上，中国党的新闻理论主要还是自身环境和中国文化传统产物，它曾经为发展党的新闻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问题在于如何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环境，它早就面临着改革，只是各种利益的牵制造成它的发展十分缓慢。只要中国的市场经济继续发展，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会得到适当的空间，尽管可能不会很大。
注释
1. 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法国政论家，和平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着有3卷本《伊加利亚旅行记》，1841-1849年任法国《人民报》编辑。
2. 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1878)，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9年护宪起义的参加
者，因主张「左」倾路线而与马克思分裂。后移居美国，站在北方立场参加美国内战，军衔至准将。
3.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袖之一，自党组建起至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