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历史演变
陈力丹
中文摘要
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曾经对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从外部观察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指对于媒介性质与作用的基本认识），往往只看到一种固定的模式。事实上，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部分可能比相同的部分还要多些。
本文作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其新闻理论呈开放的态势，是有理性的。
列宁作为一个具有民主意识的政治家，曾经努力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建立具有理性的党报体制，但是他受到环境和俄国传统的影响，有时却作出了与他的理想相反的论证或行动。而斯大林则继承了列宁理论上的一些缺陷，造成苏联新闻事业的僵化。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虽然形式上受到苏联党影响，但是主要还是自身环境和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它曾经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不同时期的领导人都沿用既定的新闻理论，目前的问题是如何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使理论具有灵活性。
谈到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人们头脑中立即闪现的，可能是前苏联的新闻体制及其观念（施拉姆，1956:125-182）。事实上，以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领袖为代表，其新闻理论的不同部分可能比相同部分要多些。这里讲的「新闻理论」，是指关于新闻媒介社会性质和作用的观点、关于共产党的新闻媒介性质和作用的观点，以及关于共产党内部的新闻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体制的政策规定等等观念层次的认识。
英文摘要
Historic Change of Journalism of Marxism
Chen Li-dan ABSTRACT
Marxism has exerted a great deal of influence on the world for a century. If we look only at its surface, we see Marxism as a static model of knowledge and ignore the fact that it has been undergoing development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This paper discusses Marx's and Engel's idea of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society. Their theories of journalism, contrary to what has been said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are open and rational.
Lenin, as a politician who has a democratic awareness, tried to establish a rational system for party newspapers in the Russian Socialist Democratic Worker Party but fell short of it.Afterward Stalin continued and kept Lenin's shortcomings and brought in a rigid way of journalism practices in the Soviet Union.
Though journalism theor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re effec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they are somehow based on the circumstances and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Journalism is seen as a positive and important tool in societal development, and journalism theories are used by all party leaders in rather different ways. At present, the important problem is: how journalism in China can adopt itself to serve the booming economics in a more flexible way.
壹、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报刊鼎盛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形成和完善的19世纪西欧国家，从小受到新教伦理精神的熏陶，在饱受普鲁士专制主义的精神压迫之后，中年和老年居住在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国家英国。作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和方法论同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较密切的联系；但作为宏观文化方面的思想家，他们与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属于不同的文化群落。他们深深地受到德国古典哲学思维传统的影响，习惯于从博大的世界历史角度思考问题。因而，在他们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时，首先看到的是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体系（陈力丹，1993a:27-40），并且把一个人「所生活的地区和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作为衡量他精神财富的尺度（马克思全集3卷：297）。
这个考虑问题的视角，决定了他们的新闻理论具有开放性的特点（陈力丹，1993b）。他们不会像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Etienne Cabet)(1) ;那样，指望一位拿破仑式的英明独裁者赋予人民新闻出版的自由权利（卡贝，1840:
(1)265-266，(2-3)234），也不会像共产主义者同盟里的昔日朋友维利希(August Willich) (2) 那样，幻想取得了政权以后，就宣布「除一种每日公布应当怎样思想和怎样做事的命令的报纸之外，其它报纸一律禁止。」（转引自马克斯全集(9):566）他们认为，资本起到一种伟大的文明作用，摧毁一切利用和交换精神力量的障碍，使人们之间建立起闻所未闻的普遍的交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现代新闻业急遽地发展了起来（陈力丹，1986）。如同他们将共产主义的理想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那样，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精神生活作了如下的描述：「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马克斯全集(18):246)
马克思在年轻时代就已经认识到：「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人们通常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马克思全集二版(1)：397）鉴于这些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一切有利于扩大人民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政策，例如从法律上确立新闻出版自由、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取消知识税等等。他们对新闻媒介社会职能的认识，与民主制社会的主流认识大体相同。马克思谈到过报纸如何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在信息市场上流通，恩格斯谈到过英国的舆论如何在行政、立法、司法以外作为第四种权力发挥作用（马克思全集(7):117； (1):547）。英国便士报出现以后，马克思多次在《资本论》手稿中写道：报纸开始同面包、牛奶、肉、啤酒一起，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马克思全集(26):Ⅲ册:321; (48):12; (49)93、277）。当然，他们同时还有自己特殊的认识，例如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权力造成的新闻出版自由实际上的不自由、必要时强调媒介的政治倾向和阶级立场等等。但是，这些观点并没有影响他们对新闻媒介社会职能的总体认识。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纸不同于商业报纸，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它们按照「党的精神」进行工作（马克思全集(6):687；(37):251）。但在党报的作用上，除了宣传党的精神以外，他们要求媒介在党纲的范围内更多地反映党内生活，表达不同意见。如何建立党报体制，甚至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来改名「社会民主党」）内马克思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原则分歧之一。爱森纳赫派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August Bebel) (3) 就此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指出：「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了目前这两派之间的隔阂，使它们相互抱怨并挑动工人之间的相互对立，先生们，那就是给掌权的个人提供了在党内还掌握舆论工具的可能性，从而他可以把党的机关报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并且只准许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那些对他有利的东西，其它所有的意见都遭到压制」，「要消除这一危险，只有使未来的党报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财产，而是党的财产，由党来决定它的权利。」（国际共运史文献选编，1983:43-44）。这里提出了「党的机关报」而不是「党的领导机构的机关报」的概念。
积累了十几年党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德国党在恩格斯（马克思已逝世，但他对德国党的报刊工作基本认识，由恩格斯继承了下来）的指导下，从1890年开始形成了体现思想自由和组织统一的党报体制。党章规定，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原则上监督党的机关报，但同时成立一个由党员代表组成的出版委员会，与执
委会共同决定编辑部和发行部的人事任免，决定报纸的方针。二者发生分歧时，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参加进来投票表决，三方权利平等，各占一票。为防止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单独控制报纸，报纸工作人员不得是执委会成员（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1: 261、267、255）。这种体制赋予党的机关报主编很大的权力，例如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 (4) 一向被视为德国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他从来不是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仅仅是党报的主编。 这种党报体制大体上是成功的。到本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达到200多种，报刊种类是多层次和多品种的，有娱乐报刊、妇女报刊、画报等等，其中机关报91家，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最高发行量达到125万份（陈力丹，1988b:173- 174）。对一个非执政党来说，这一成就即使是现在看也是相当惊人的。但这种体制也有缺点，当党在阶级斗争中作为一个进攻的政党时，由于对重要问题进行的讨论无止，党本身显得软弱无力，不能对事变作出有力的反映，贻误时机。
贰、列宁及斯大林时期：建立党报理论和体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由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俄国，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经过几次改名，最后叫「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列宁命名的具有俄国特色的理论「列宁主义」，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
俄国出现马克思主义小组较晚，由于沙皇专制制度的严酷统治，这些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大都侨居西欧。恩格斯晚年谈到他们时说：「我知道西欧少量俄国侨民中正在发生什么样的运动。大家互相都认识，互相之间的私人关系或是友好的，或是敌对的，所以必然伴随着分歧、分裂、论战的几个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具有私人性质。这是所有的政治侨民所特有的情况。」（马克思全集(37):388）从1900年至1917年，列宁从事的革命活动便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除了与沙皇政府、国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外，更多的精力要与党内不同派别的人直接论战，处理各种十分具体的党内事务。因而，他很少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从宏观上思考新闻媒介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几乎没有写过真正的新闻报导，尽管他创办了约40家党的报刊，在报刊上发表了无数的论战文章。从他引证和阅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情况看，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几乎没有谈到过他们的新闻理论。换句话说，列宁是根据自身的实践得出他的新闻理论的。
列宁的新闻活动主要是党报活动，与资产阶级的媒介联系很少。因而他的新闻理论相当程度上是党报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党报工作的党性问题。因为面临强大的沙皇专制政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本身却派别林立，争吵不休，还有一些派别政治观点与资产阶级的观点相差无几，党无法成为一个有力量的进攻的党。对此，他从1903年党的二大以后一再提出，党的报刊和撰稿人要从小组习气转到党性立场，言行都要与共同的党纲和党的策略相一致（陈力丹，1983）。这方面对后
世影响最大的文章是他 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他写道：「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10):25-26）
在党报体制上，早期的俄国党作为第二国际(5)的一个党，与西欧各党有些相似，机关报和党的中央委员会同被视为党的领导机构。忠于党内民主原则的列宁曾认为，在俄国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前，「都一定和必然形成两个只是偶然『通过会议』来联系的中央。」（列宁全集(8):171）但是，由于党内不同的派别掌握着报纸和中央委员会，它们之间的矛盾经常造成整个党的工作陷于瘫痪。列宁后来接受了党内多数人的意见，在1907年党的五大上最终确定了单一的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体制。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指定在自己监督下进行工作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条规定一直保留到苏联共产党解体。1920年列宁提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代表的、政党是由领袖领导的这样一种颇有道理的说法（列宁全集(31):22-23），他当时是为了批评欧洲左倾的共产党人盲目打倒老的领袖，但是这种说法却为他后来的继承者实行个人独裁（包括对媒介的强行政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党内斗争不致影响党的行动一致，列宁要求党章保障不同意见发表的正当渠道（陈力丹，1988a:227-250）。他说：「经验教导我们必须在党章中保证一切少数派的权利，以便把不满、愤怒和斗争的经常不断的和难以堵塞的源泉，从一般庸俗的争吵洪流中导向为自己的信念进行合乎规定的正当的斗争的还不习惯的河道。」（列宁全集(7):444- 445）他还确定了「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列宁全集(11):301）的原则。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设想过，按照代表人数的多少，将印刷所和纸张公平分配给不同的党派和公民团体，特别是在两个首都（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获得选票最多的两个大党，使报纸摆脱资本的控制（列宁全集(25):365-370）。这个设想没有实现，而是随着各联盟党和反对党的叛乱，陆续查封了它们的全部报刊。同时，将几个国内的小共产党连同它们的机关报，合并到俄国共产党中来（藤井一行，1976:77；陈力丹，1988b:61）。后来他重点谈到用阶级观点分析出版自由：「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为了什么？为了哪一个阶级？」认为苏维埃俄国「在世界上最好地执行了『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坚决反对「非党的反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口号」（列宁全集(32):491、495）。这种思路不无道理，但也为共产党一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独占新闻出版自由，提供了理论依据。 列宁十月革命后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的言论很多，这同他在十月革命前对西方自由的赞扬形成鲜明的对照。例如他说：「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富足、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比利时「政治自由早就成了公民的财富」（列宁全集(18):397；(19):90；(36):221）等等。这些话，后世知道得很少；十月革命后他则说：「只要资本还有统治报刊的权力（在世界各地，民主主义与共和制度愈发展，这种权力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厉害，愈无耻，例如美国也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一种欺骗。」（列宁全集(28):438）类似的话他讲过几十次。列宁讲的话与所处的环境有关。他赞扬西方自由时的参照系是沙皇专制制度，而批判西方自由时，正是西方（包括西方报刊和通讯社）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