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走上文坛，受到了萧军及其朋友们等进步左翼青年的影响，而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时代背景，都使她的早期作品染上时代印记。所以《王阿嫂的死》、《看风筝》、《夜风》等作品把批判的目光指向了“日伪统治的基础——地主和资本家”[10]。《生死场》是萧红走上全国文坛的力作，因其文本的独特性（只在后七章中描写抗日内容），在后世不断引起热议。如摩罗认为《生死场》主要是写“农民的生、老、病、死”[11]，也有从女性角度、哲学角度的研究，但无论是赞同还是否定“抗日主题”说，都或简或繁地承认“抗日”、“救亡”这一时代主题的显现。
到了其创作后期，时人更多关注《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等，且不论这些作品的主题意蕴是否迎合时代（后文探讨），历来评论者都很少关注到她的创作于中后期的诸如小说《汾河的圆月》、《黄河》、《北中国》，剧本《突击》（与人合著），以及散文《九一八致弟弟书》、《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等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抗战剧团、奔丧后追赶队伍的战士，还是抗日斗争、对于恢复祖国山河和坚定抗战信心的呼唤和鼓励，都表明了她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时代。萧红是用更深沉的感情去书写更有力量的追求自由的作品。纵观她的创作历程，显现的关注时代的作品的数量由多到少，但质量、艺术上则是由涩到精的，我们要从整体上体会她的那颗自始至终关注时代的渴求自由的赤子之心。有的评论者或不承认萧红作品中的时代主题进行否定或从从缺点退步方面论述，如茅盾在《呼兰河传》的序言中的“退步”论。有的评论者虽然承认了其时代主题，如王义杰指出的：“萧红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就是在展开叙述的角度和方式上也是集体化、大众化的”[12]。但并没有将它上升到萧红的为人生、现实主义的自由意识，显得缺少深度。
2 爱由平等始：春曲谱响半角天空
萧红的女性意识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抗中形成的。敏感的心灵使她看清了父亲的残酷：歧视、压榨、虐待；细腻的思维使她明白了来自“爱人”的隐性压迫：不肯定、欺骗和遗弃。她渐渐明白他们是这男权社会一切权威的集中点。于是敏感倔强的萧红开始反抗，为自己，也为许多像她一样的在男权社会中艰难生活下的女性。这种隐含在生命深处的自觉意识使她走向了追寻性别平等这一自由国度的道路。在作品中体现为对孕育真相和女性苦难命运的描写。
萧红笔下的孕育是残酷的，初为人母的欣慰，对新生命的渴望荡然无存，生育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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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的日子”。王阿嫂说：“什么孩子，就是冤家”,《弃儿》中怀孕的痛苦感，《生死场》中的惨烈的生育场面描写：“女人横在血光中“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 。新生命还没到来就已经被诅咒，初为人母的幸福被这血光浸透着彻骨的寒凉。萧红以自己经历的孕育之痛向人们揭露这惨烈的现实。孕育是刑罚，不仅因为身体之痛，还有孩子父亲的漠然、不体贴甚至压迫，这些撕裂了女性初为人母的喜悦和对丈夫关爱的期盼的心。正如《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13]中所说：“她始终未曾放弃对女性生命的终极关怀和自己的女性立场”。她的作品描绘了很多女性，从生育到死亡，从生存到生活，最终死的死、残的残，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种种不幸呢？
王阿嫂、金枝、王婆、翠姨、小团圆媳妇??这些女性的不幸命运都是来自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男权中心社会。她们的惨烈遭遇无形中让人们开始思考着罪恶之源，其深刻处还在于，萧红的作品也开始从女性自身的弱点去寻找女性苦难的根源。比如翠姨的遭遇。她是我继母的异母妹妹，却爱上了我的堂哥。他们有可能在一起，但一切都因为她的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习俗的戕害，所以来不及喊出求救的声音便去世了。这是女性在传统文化积压下的压抑、残缺自我的弱点。同样“小团圆媳妇”不正是在街邻和婆婆的受传统文化、思维影响的无意识中被残害的吗？所以女性自救对于追求女性的解放也极其重要。
对于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在新时期有很多论述。如《论萧红小说的婚恋悲剧》[14]、《时代、女性关怀与女性文本——关于萧红小说创作的思考》[15]。但这种论述只是从性别角度研究，除了首次运用女性视角研究的论述外，其他的相关论述多是将其不断深化，为笔者了解其女性意识提高了很好的理论基础，但少有将女性意识与萧红的自由意识相联系的观点，且没有将它归入到萧红整体的自由意识中。
<二> 自由意识的深层体现
1 国民灵魂的鲁门刻画者
鲁迅先生曾说要刻画出国民灵魂的丑态和痼疾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种启蒙式探索，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反帝的时代潮流中被淹没了，救亡文学淹没了一切个人的声音。这样的时代中，作为吸取“鲁门的乳汁”（孙犁语）的萧红，却在表层背离时代主题下，与主流契合着。萧红用作品表露着国民灵魂麻木、残酷，向读者展示了启蒙式批判的必要性，她追求的启蒙、人的主体性觉醒正是萧红自由意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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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生死场》，种种国民愚昧、麻木、自私的丑恶嘴脸层层展现，无目的的生生死死、造的太滥毁的太惨的生命。时间在这里停滞、轮回。倘不是异族的入侵，他们依旧这么浑浑噩噩地生活着：不怜惜子女、把人的价值低于土地及与土地相关的一切、混沌不堪。最终他们还是走向了反抗，但这反抗是为了什么？自觉的反抗意识似乎没有显现。这在给人们希望的同时，也带给了人们更多的疑问：他们的反抗之路还能走多远？怎样的反抗才是最根本的？
如果说《生死场》中这种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还显稚嫩，那么创作后期的《呼兰河传》则使这种批判成熟了、犀利了。有关《呼兰河传》的主题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萧红是不会不顾时代地陷入个人回忆的。在深入挖掘文本后，会发现这种启蒙式现实主义的批判。
在这小城里，人们多是动物性的存在，退回了末人的状态。萧红“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默默透视中剖析着老中国民族的灵魂”[16]。此外，有关大泥坑的描写更是显示了国民的本质：顺应一切，贪图这远离自身危害的安逸，也显示了中国民众的“瞒和骗”。明明是瘟猪，偏要自欺欺人地说是淹死的猪，且不许有人说实话。这一幅幅国民灵魂中的愚昧、瞒和骗，显示了旧中国的痼疾，其实这也是民族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更是救亡的根本归处。“这是一片风景，也是一个象征，它暗示着一种文化意义的缺席，而这个意义的隐匿已有恒久的历史”[17]。此外，围绕小团圆媳妇上演的闹剧更是无形中批判了国民灵魂。健康自然的小团圆媳妇被按传统习惯活着的婆婆“匡正”致死。可是婆婆哭着“那花在团圆媳妇身上的倾家荡产的五千多吊钱”而瞎了一只眼。人性的泯灭，不自觉的残害，这是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渣滓造成的。与之相关的看客们，种种文化病态下的民众们正是造成中国衰弱的根由。在对《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等作品的研究中，有人指出它们中体现了萧红的国民性批判、启蒙意识，如《论萧红小说的文化批判意识》[18],但没有更深入的研究，有的甚至将它与“抗战”主题对立，没有认识到这种启蒙和批判意识正是萧红企图建立在群体觉醒基础上的抗战，从而在根本上反抗民族压迫，实现身体和精神的真正自由。在萧红的自由意识中，民族救亡与启蒙并重，只有唤醒了底层民众的灵魂才能在冲破封建旧藩篱的基础上带给民族救亡强劲的力量。
2 生命荒原上的跋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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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作品用一幕幕生死意义图逼近哲学的高度。她追求的自由，除了反抗压迫之外，还向往着爱和温暖。失却了爱，人会麻木、冷漠、无法激起生命的活力。她要使人认清这无爱无温暖的人生的可悲与恐怖，从而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萧红的反抗对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忽视、追求含有爱和温暖的自由意识便在作品中体现出来。而非有关研究者指出仅仅体现了“个人书写”或“怀乡主题”。
《生死场》中人们忙着生，忙着死，活着麻木、盲目，死了漠然，这里只有生命的荒原，人们都在动物性缺乏自主性地苟活着。王婆是不羁的，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状态下，她的种种表现又是那么的恐怖：不小心将女儿摔死，没掉一滴泪，却在丰收中慰藉着自己。这样一个不羁的灵魂在《生死场》中显得弥足珍贵，却又因生存困境的挤压畸变成了同生死场中他人一样漠视生命的人。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成业将女儿残忍地摔死。这生存困境造成人的生命价值的扭曲，在生死场上形成了生命荒原。在这里，每个人都背负着生存困境的十字架蹒跚前进，他们不再关心在乎别人的生死。萧红作品展现的种种生命的虚无感在《呼兰河传》描写呼兰城中人无聊、盲目、沉滞生存时达到了极致，但就在这极致的虚无中，她让读者怵目于这虚无而反思自己。同时她又给了读者萧红式的观照：爱与温暖。
在《呼兰河传》的第三章中，她集中描写了一个祖父对孙女的爱：宽容她、怜惜她、教她知识和做人。一个小女孩的自立与叛逆、善良与坚韧就在这祖父的爱的滋养下扎根，使得她的人生开始有意义、并向着更有意义的方向去追求。磨倌冯歪嘴子也是这个混沌、盲目的小城中的亮点。谁也不曾想到这个老实本分的人会和王大姑娘自由结合，他们遭到邻人诋毁、嘲笑。而妻子死后大家都等着看他笑话、等他喝闷酒悲伤时，他依然很有把握地活着，笑着。正如鲁迅在《野草?复仇》
[19]
中两人鉴赏“这路人的干枯”以及“他们的
无聊”甚至于干枯、失了生趣，只为自己的立我。萧红更多地是以善意的爱和温暖拯救他的虚无、击退看客们的恶意。
萧红在这生命、世事的悲凉中，给了我们莫大的安慰和温暖。无论是反面展示生命的荒凉和无意义去惊醒世人的盲目、无价值生存，还是正面用爱和温暖鼓励世人去追求爱和意义，从“自我”走向“为我”，都体现了跋涉在生命荒原上的萧红的人道主义温情，使得萧红的自由意识更为完整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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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艺术藩篱中的攀援者
萧红是极其个性和自由的，所以在她的精神世界的主要阵地——文学里，她反抗着既有的形式和传统，攀援着现有的艺术藩篱，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世界。她曾说不同的生活下会有不同的小说，不必趋同。艺术上的自由集中体现在她的“散文化”、“诗化”、“绘画化”的小说文体上。她的很多作品都是带有“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特征的。比如《生死场》《呼兰河传》等都与传统小说重视线索、时间顺序、典型人物、矛盾冲突等不同，而是将场面并置。这种空间结构又带有蒙太奇式的画面感。
至于“诗化”小说，则更多表现在她的作品的重韵律、一唱三叹式的语言上。如《呼兰河传》中第四章的第2节、第3节、第4节和第5节中开头分别用了“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是荒凉的”使这种顶真回旋的韵律感如诗般和谐，这如诗般的韵律和凝练的语句在萧红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如《牛车上》：“那不是旷野，也不是山岗，又不是海边，又不是树林”。给人一种诗意的沉醉。“绘画化”小说主要体现在她的小说中对色彩的敏感，对场景造型的重视，比如《生死场》中对太阳的描绘，《呼兰河传》中对后花园景物的色彩渲染，以及这两部小说中的对场面造型式置观，都有绘画感。
此外她的作品的语言是本色、朴拙的，体现了萧红的平淡从容，这其中又蕴含着哲理性和悲凉感。同时萧红对于多种文体和题材都进行了尝试，如讽刺小说《马伯乐》。有关其作品艺术上的创造性也有相关论述，如《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20]中对其散文特征的研究比较深刻，《独特的叙事模式，多义的主题内涵——论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的叙述模式》[21]中对其叙述模式有较完整的论述，但没有归源到萧红的自由意识：不受任何既定传统的约束，以适合自己的独特的文体、语言结构表达自我。
这些自由意识的显现的和内隐的表现中，有的论述者注重于某一部分或几个部分，但没有将它们归源到萧红的自由意识这一根本所在，而且，在研究前期，只以是否符合抗战主题和艺术传统为标准，对其激烈地肯定或否定，到了新时期，研究视角更广泛、深入，但也在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极力否定萧红作品中的时代主题，认为那种研究缺乏深刻性，从而忽视了萧红作品研究的整体性。笔者希望通过发现这种种表现背后的自由意识，可以更好地理解萧红的人生和作品中的反抗性和创造性，以及这其中的人道主义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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