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片面强调功能单一的各类园区。西方国家在100年前就曾经发展过功能单一的工业城和卧城（Sleeping town），后者仅用于居住，上班又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时期的城市可谓是焦炭城，工业区污染非常严重，居住与工业必须分开。而我国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在城市中发展的是低污染、劳动力密集、低耗能的工业，这种工业用地完全可以与居住或其他用地混合。西方国家现在强调的就是土地混合使用模式，这样可以做到节地、节能、节材和减污。西方的城市规划中提出了土地混合使用和推行绩效规划（Performance zonning），意思是什么呢？规划对一个建筑的使用功能的强调是弱化的，但对建筑所带来的噪声、污水排放、废气的排放三个指标则是严格限制。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新型工业、IT产业与居住、商业、教育混合在一个地方，从而做到就业与居住就地平衡，没有“钟摆式”交通的弊端，这是最节能的城市。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节约型城市，为什么实际工作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呢？我们应该把各类开发园区与城市新区和卫星镇建设统一起来，不能变成两张皮。
七是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昨天有报道说，我国西部某一缺水的城市，在城市外围开挖一个人工湖，其面积比西湖还大5倍，何必呢？有的城市在容易发生洪灾的地方填河变路，按理泄洪疏导都来不及，却把河填掉，变路了；风貌单一的城市劈山为地，城市内部或周边山丘及其绿化本来应该是由城市规划严格保护的，用于引景入城或供市民休憩的公园，少数城市却把山推平等等，这些都是违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的。一些地方领导想为官一任，就应该在地球上留下烙印，思路错了就变成了遗臭，这也玷污了我们当市长的名声。虽不是说大多数市长都是这样的，但661个城市中有几个市长有这样片面的认识也是非常糟糕的。
八是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中央领导再三强调市长是城市规划的第一责任人。有些市长或书记就这样认为，我既然是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有绝对权力修改规划。这麻烦就大了。有的城市一换届，书记、市长就急于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出现了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现象。锦涛同志在去年的经济工作会上指出，城市规划一定要有严肃性、权威性。但是他讲的严肃性、权威性是指法的权威、法的严肃，而不是指个人的。城市规划第一责任人是市长，指的是规划搞得不好，市长要受到处罚，不是说你真的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而是负有责任。当然，市长也有相应的权力，一般城市规划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市长，这说明权力和责任是平衡的。
城市总体规划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修编过程中，面对城镇化高速发展形势和法制还不健全、人们道德觉悟还不那么高的现实背景，出现了以上八个方面的盲目性。尽管这些盲目性只出现在局部地区、或者说是少数个人行为，但是正因为城市总体规划是第一资源，所以在这个环节发生错误影响就大了。总体规划错误就会导致建设错误，建设的错误往往是难以弥补的。
三、纠正总体规划修编盲目性的基本策略
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总的来说是要根据家宝同志在总结北京总体规划修编成功经验时提出的“政府组织、专家领衔、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要求进行。
第一，明确修编的原则。修编城市总体规划的原则是什么？培炎同志在昨日的讲话已讲得非常透彻，主要应遵循以人为本、社会公平的原则；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原则；城乡互动、区域协调的原则；资源集约最大化的原则；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原则；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原则等。这些原则都应该在总体规划修编的过程中加以坚持。
第二，规范修编的审批。规划修编不是要不要审批的问题，而是要规范化。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规划修编的周期短于法定周期，这是正常的。即使是城市规划法，在西方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是5？D7年动态调整的。如果城市总体规划一经制定20年不用调整，那才是不现实的。既然规划存在动态变化，那就容易出现“一任书记、市长，一张规划”这种盲目现象。所以我们就要强调规范规划修编的审批。根据汪光焘同志的意见，我想在这么几种情况下，规划需要重新修编并报批：一是上一轮规划实施时间到期的。二是建成区已接近或超过原来的规划区，城市总体规划当然要重新修编，这是对城市发展调控的需要。三是影响城市发展格局的重大项目的设立。如举行亚运会、奥运会，需要重新布局卫星镇，总体规划不修编行吗？首钢搬迁，总体规划不修编行吗？四是规划之间的衔接。五是行政区划调整。除此之外，应采用总体规划局部调整的方法来替代而不一定要重新修编规划。总之，总体规划的修编审批应该有适当的规范，既要适应快速城镇化期间强化对城市发展的调控需要，又要能对“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盲目性起到制止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