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审议稿中还有一句“也不要把思想解放过头一点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这一句提法不确切，因为正确的东西是不能用“过头”来说的，“过头”了就不是正确的东西了。如果随便指责“思想解放过头”，不利于人们在改革中进一步解放思想。
中央再一次吸收了他的意见，在正式发表的十三大报告中，这一句修改为“也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讲了点过头话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1997年，在“十五大”广东代表团发言时，任仲夷说：“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会议、文件都很少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对的！”
大会再次采纳了他的建议，增加了这部分内容。
每次党代会上，他都是最出名的“代表明星”，是海内外记者追逐的焦点。
不仅在党的大会上，即使在平时，他也常常大胆建言。
一次，省委对一份即将下达的文件进行意见咨询。这份文件的标题是“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决定”，任仲夷看了后，有感而发，提笔给省委写了一封信：“用‘大兴’这个词不太合适。以前我们什么都喜欢用‘大’字，如‘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干快上’、‘文化大革命’、‘一大二公’……结果怎样？过去也曾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果是浮夸风刮得更厉害。所以，我们还是用一些平实的词语为好。”
还有一次，广东某报纸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廉政风暴起南粤》的文章，对新一届省委班子加大反腐力度并取得成效一事进行综述。当时，李长春刚刚来到广东赴任，社会上特别是一些海外媒体一度传言这是奉命到广东“肃贪”，以打击所谓的“广东帮”。虽然这是无稽之谈，却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疑虑和猜测。任仲夷马上提笔给李长春写信，指出用这样的标题不妥，“风暴”给人的感觉好像又要搞政治运动了。
很快，李长春委托秘书打来电话，表示很赞同：没“风”没“雨”，何来“风暴”？这不是省委意见（指文章标题），并已批评了报社……
对一些干部把领导称为“老板”，群众把官员称为“父母官”，他极其反感。1996年10月24日，他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题为《各级干部决不是什么“父母官”“老板”》的访谈录。他说，这把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完全颠倒了，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儿子，决不是“父母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决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是什么“老板”。
他越讲越激动：这些人忘了，他们的权力从哪里来？是人民给的！我们常说的民主民主，应是由民做主，而不是为民做主。
……
每天晚上，他都要去湖边漫步，呼吸玉兰的香气，感受玉兰的魂魄。
他知道，这种树在北方的气候里是长不大的，只有在这常年温润的南国，才能如此蓊蓊郁郁，蔚为大观，成为和木棉、榕树一样的代表树种。
木棉有一种红红火火、轰轰烈烈的豪壮，像一位威猛刚强的勇士和战神，而白玉兰则有一种亭亭独立、超然物外的清丽，像一位行方志洁的高士和智者。多情不改年年色，千古芳心持赠君，纵然花朵凋谢了，树叶和树干也照样散发着馥郁的香气———因为那是她的骨气。
忽然又想起屈原《离骚》中的名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2000年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干部在一起吃饭，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说着，满脸忧郁，目光焦灼。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他晚年最挂念和深思的问题。
邓小平在1986年就屡屡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