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张鹏飞发表《吾对于学术名词进一言》[37] 一文。在文中，他指出多组义同名异的数学译名，如（1）“质数”与“素数”、（2）“杂数”、“复数”与“复杂数”等。接着，他提出应尽快制定学术名词（译名），他认为学术名词（译名）的标准是准确、简单、明了、有系统。很遗憾，作者没有展开论述。在文中，他还商榷了几个数学译名。如Axiom，当时译为“公理”，他认为应改译为“基理”，这样可以使得定理不被轻视，还可表明基理（公理）与定理之间的关系：“Axiom或Assumption为几何之基础，今不译为基理而译为公理，并释为群众所公认，一若定理非群众所公认者，亦未免轻视一切定理而不明其间之关系。”
虽然他的改译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公理”早已通行（清末政府设立的编订名词馆编订有《数学名词中西对照表》一书，该书就选用了该名，后来的科学名词审查会也是选用了该名），“基理”一名并没有被人们接受。不过，这并不妨害他的译名标准“准确、简明、 有系统”的科学性，因为在统一译名方面，沿用旧名与改订新名确实是不太容易把握的。
1932年，黄步瀛发表《英文数学名词中译之讨论》[38] 一文，他认为译名应准确、简单、单义。他指出：“窃以为名词之翻译，有三要则：曰短，曰声谐，曰义真。至于防止雷同，含义忌混，自为要则中之要则也”。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详细说明：“Preassigned number一语，本由pre,assign,ed,number四部构成。考诸字典，pre为预先之意，assign为指定或派定等之意，ed示‘的’，number为数。就第一则名词要短而言，Preassigned number一语，不得译作‘预先指定的数目’，或‘预先派定的数目’。盖七字组成一词，固能表现原意，但书法不便之缺点，不可讳言。就声谐而论，则Preassigned number一词，不得译作（i）始指数（ii）始指定的数。盖（i）（ii）中之始字，固为预先之简，但始指均入纸韵，重叠上声二韵于一词之中，乃音韵学之所不许，且读之不能响朗，至于译为始派定的数，或始派定之数，亦属不佳。若就义真而言，该词不得译作开头派委的数。”在此文中，他还拟订了70余条数学名词，并有少量解释。
概括起来，《科学》名词论坛上的讨论，认识到译名应该准确、简单、明了、单义、系统化、符合汉语造字构词规律。这些思想被继承下来。2000年6月，我国颁布《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规定定名应“贯彻单义性的原则”、“定名要符合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构词规律”、“定名”要遵从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国际性和约定俗成的原则”。[39] 条例中的“科学性”可理解为译名要准确。
（3）关于统一科技译名的方法及人才的讨论
周铭是名词论坛主事人之一，论坛开设之初，他撰写《划一科学名词办法管见》[40] 一文，反对两种做法：不行动或强制统一，认为“划一名词之办法要端有二：立名务求精确，故必征求多数专家之见；选择需统筹全局，故必集成于少数通才之手”。从这两个“要端”出发，他认为统一科技译名应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为征集译名；第二步为通过《科学》杂志对征集的译名进行讨论，当者用之，不适者改之；第三步为征集全国科学家开大会公决或仍由报章宣布讨论。
周铭所说的这种做法有利于保证科技译名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但仅靠这种方法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因为效率太低。在实践中还需由官方设立从事统一科技译名工作的编审机关。
1931年，张鹏飞在《吾对于学术名词进一言》一文中，就提出应常设科学名词编审机关，并就其工作机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关于名词之编审等工作，此种机关，理宜常设，使学术界对于名词，得随时提出意见，加以讨论与整理；每隔三五年开大会一次，将各种名词加以厘订，除开会时遴选专家出席外，并于开会前广征学术界之意见。但名词一经订定后，则在下届厘订以前，当全国适用以期统一。否则由一二人专断，强群众以盲从，将来甲是而乙非，朝行而夕改；其凌乱谬误，未必较不制定时为胜。”[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