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合宪性解释——性质、正当性、限制及运用(8)

      以上三则案例就足以说明，对于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解释方法的法律，优先适用合宪性解释成为美国宪法审查实践中的悠久传统。而怀特大法官在特拉华案判决意见中提出的对法律的“挽救”理念，事实上启发了后来的学者，合宪性解释方法中“挽救原则（saving rule）”因此问世。[45]
二战后，德国建立旨在实行宪法审查的宪法法院，合宪性解释方法由此进入德国法律解释者的视野。半个多世纪以来，合宪性解释方法在德国的宪法审查实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宪法法院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对此解释方法亦颇为倚重。在此，我们就以1975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巴伐利亚邦“宗教课程案”为例检视合宪性解释方法在德国的运用。
      本案涉及的是德国巴伐利亚邦《宪法》第一三五条规定学校应将基督教精神教导学生是否侵犯了异教徒的基本法上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此案裁判过程中，宪法法院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解释本案系争中的邦宪法条款。宪法法院在解释此等邦宪法条款时以“漏洞填补”之方法将该宪法条款之立法目的作了“目的限缩”，从而使得此等邦宪法条款与基本法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之间的紧张冲突尚未达至必须宣布违宪无效之情形。此案中，宪法法院的“漏洞填补”就是为巴伐利亚邦《宪法》第一三五条之适用附加了一项“自愿原则（auffreiwilliger Grundlage）”，即将此邦宪法条款解释为：尽管邦宪法规定应将基督教精神教导给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可以强迫异教徒学生参加基督教的课程，其实异教徒学生完全可以不参加学校的基督教课程。[46]在合宪性解释方法下，对被质疑违宪的邦宪法条款进行漏洞填补，添加“自愿原则”，从而使得该条款因对于异教徒而言并不发生强制性的法律效力而与基本法上的宗教信仰自由不相抵触。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于合宪性解释方法运用之娴熟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事实上是合宪性解释方法经常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采用的必然结果。
那么，合宪性解释在我国的司法裁判中是否像在美国、德国等国家那样被经常运用到呢？由于具有实效的宪法审查制度在我国至今尚未真正建立，又由于我国的司法并没有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根据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均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因而，合宪性解释方法在我国的司法裁判中并不可能像在西方宪政国家的宪法裁判中那样有实际上的适用空间和适用需要。不宁唯是，任何在司法裁判中突破现行宪法之规定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解释法律都难免名不正、言不顺。当然，这并不排除我国的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可以根据我国《立法法》第七十八、第七十九和第八十条之规定对一些法律法规实行“合宪性”或“合法性”审查，[47]且有个别法官大胆地据此宣布过某些地方性法规违法无效，[48]但至今尚未见违宪无效之判决先例——这说明宪法审查事实上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尚未被启动过。不少学者认为合宪性解释方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运用的案例甚多，[49]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没有宪法审查制度，没有宪法解释权，甚至没有法律解释，我国的法院要进行合宪性解释首先在理论上就不可能，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司法实践中事实上亦未出现过真正开展宪法审查的案例先例。与之相适应的当然是，合宪性解释方法未曾被我国的法律解释者——不管是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实践中以司法解释之名行法律解释之实的最高人民法院——真正运用过。
 
 
 
注释:
[1] 如梁慧星：《论法律解释方法》，《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梁根林：《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刑法合宪审查》，《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詹红星：《宪法对刑法的限制论纲——以人权保障为主线》，《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王旭：《行政法律裁判中的合宪性解释与价值衡量方法——对一个行政案件法律推理过程的具体考察》，《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这些论文均或详或略地论及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