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市场准入限制。公平的竞争环境首先应是在大多数领域一视同仁地“进入”产业的待遇。但目前对个私经济的发展行业、经营的商品仍有种种限制，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还没有完全放开，不能完全体现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一方面国内个体、私营企业并未获得同国有、集体企业同等的竞争权利，在市场准入方面依然门槛颇多。许多丧失活力、效率低下、服务劣质的行业，如电信、铁路、邮电、银行依然由国家垄断，不准民间资本进入。在国有资本匮乏、国企体制僵化的情况下，许多资金富足的个体、私营企业面对这些行业唯有望“利”兴叹。这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下对产权“排他而不可交易”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许多领域，国内个体、私营企业享受的待遇甚至还不如三资企业。例如，在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中规定，美国在银行、保险、电信等高度垄断领域可以占有一定的分额和股份，但这些领域至今仍未对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开禁。据调查，国有投资和经营涉及的领域多达80多个，几乎遍布各行各业。国家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也有60多个，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只有40多个。在改革开放程度较高的广东东莞的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企业进入的有62个，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2个。有些项目虽然允许民间资本介入，但存在明显的不公平竞争。有的领域则审批程序复杂，市场准入的门槛过高，在许多领域，民营企业进入的审批比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尽管国家法律法规中，除必须垄断的少数行业（武器制造等）明显禁止民间资本进入，并对一部分行业有多项管制审批限制规定外，没有对民间资本有特殊歧视性的规定。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存在着行业垄断、部门与地方保护主义，对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设置了许多限制。所以，在企业待遇上，是国企高于外企，而外企又好于民营，这是不正常的市场秩序。我国的民营经济尽管有了长足进展，但目前依然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门槛和产品附加值低、竞争激烈的产业领域，如普通日用品加工业、食品加工业、商贸流通、建筑、餐饮服务业以及其它国家准许进入的一般竞争性行业，这些产业领域都属于产品供过于求、竞争激烈、已基本无利可图的夕阳产业，利润率接近资本成本，国有经济已经推出或正准备退出的行业。相关政策法规不健全和不配套，导致促进民营投资的制度环境不宽松。例如，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固定资产投资法》，对投资审批制改革尚不到位，过多过严的前置审批体制严重影响了民营投资的启动和促进发展。对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也没有一部《反垄断法》的出台，致使民营投资的产业进入被“排挤”而告门无望。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法》，但在相关的投资、金融、财税、产业进入等政策上却没有相应的协调措施和配套政策，造成在实际各部门的执行中仍然是“两张皮”，制度保障不力。
３、融资体制制约。资金匮乏是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瓶颈问题。民营企业往往很难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融通资金，只能依靠个人家庭储蓄或者以高出国家法定利率许多的成本从黑市拆借，结果不仅融资数量小、成本高、纠纷多，还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与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比，信贷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偏低，实际情况是非国有企业筹资困难，融资成本高，企业预期收益低。国有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过去就很少，随着几大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惜贷”现象日益严重。在直接融资方面，企业内部职工集资和社会集资，曾是民营企业筹资的一条重要渠道，经过近年来的金融整顿，原有的融资渠道关闭了，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配套的融资体系又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在资本市场上融资也很困难。尽管目前股票发行实行核准制，企业上市不再由政府推荐，预示着将有更多的民营背景的公司能够上市融资。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其企业现状根本不具备上主板的条件，而创业板的推出仍然遥遥无期，上创业板融资可望而不可及。有资料显示，长期以来，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50％到60％靠自筹，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分别只占15％左右，来自国家预算的投资不到1％，这与其对国民经济发展高达60％的贡献率是极不相称的。据国家体改委、国家工商局开展的调查统计，个体工商户平均自有资金率（自有资金占实际使用比例）为75%，自有资金率100%的超过一半；私营企业平均自有资金率为77.1%，自有资金率为100%的占53.7%。在经营中，个体工商户贷款规模5000元以下户数占77%，15000元以上的不到10%；私营企业贷款额在4000元以下的企业占24.2%，15万元以上的占10.7%，80%的贷款企业平均贷款额为2.6万元。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7次下调贷款利率，降低了企业和个人投资成本。但由于同期价格水平下降的幅度更大，金融机构存贷款实际利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仍维持在5％左右的较高水平，大大提高了投资成本，抑制了投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