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
缓刑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它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我国刑法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判决时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某市法院统计：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 则为15%，为31%，这样快速提高比例，未免有滥用之嫌。
(一)适用缓刑较多的几种罪名
1、职务犯罪。据统计，恩平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宣判上，90%以上案件适用了缓刑。
2、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小，且犯罪后又能及时报案、积极抢救被害人和赔偿其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有利于维护被害人亲属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判决后群众认同度高，占缓刑案件总数的25%。
3、故意伤害罪，缓刑适用率也很高，法院在进行宣判时，同民事赔偿挂钩，并决定着是否去适用缓刑。
4、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像犯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告人，盗得的数额没有达到巨大时，法院也经常会有宣判缓刑的。
(二)适用缓刑与罚金刑挂钩
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其本身与适用缓刑无必然的联系，但不少审判人员将罚金的数额大小及其到位率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有时也会误导一些不懂法的人认为违法犯罪不要紧，只要交钱就不用坐牢，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地方财政差，法院依靠罚金上缴后返还使用来弥补经费不足。
(三)适用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罪较普遍
2006 年上半年，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案件占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司法实践中减轻处罚的较多，如果再有自首、从犯等从轻情节，法院一般都会判处缓刑。在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减轻情节而适用缓刑的，也有一定比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相信以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判决会继续上升。
总之，缓刑是我国重要的刑罚制度之一，正确适用缓刑制度，不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减少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滥用这项制度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缓刑制度适用和执行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问题和缺陷，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二、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问题
缓刑适用条件过于笼统，难于操作。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缓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必须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罚。(2)不是累犯。(3)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的这一规定，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情节、罪犯的悔罪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方面，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什么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践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缓刑的适用。有使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的问题上实际是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很可能会致使法官在考虑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陷入无所适从的状况，同时又容易误导法官过度滥用刑罚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也极有可能为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这不符合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公开、公正，容易导致对一些本不该适用缓刑的罪犯适用缓刑，对一些应当适用缓刑的罪犯却没有适用缓刑。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问题
程序公正是做到实体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选择和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不当意向，而且还能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我国虽然有一些司法解释对缓刑适用的程序性内容有所提及，但我国缓刑制度上没有设置程序性规范，极大地影响了缓刑裁量的公正性，从而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
1、缺少透明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是否判缓刑，须通过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评议，讨论犯罪人是否符合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随后才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但其合议庭和审委会的讨论决定过程是秘密进行的，而且，谁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是如何预测的，这点使人难以信服，同时使社会也难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
2、缺少有效的监督。缓刑适用的取决权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审判权的一个方面。但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督，若则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机关虽然可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对缓刑的适用认识比较模糊，极少就那种可与不可适用缓刑的案件提起抗诉，故这种抗诉权对缓刑的适用并不是有效监督。
3、缺少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在司法实践中，判适用缓刑前缺少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监督权，只是单纯的就案办案，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判缓刑，对一些无经济来源闲散人员、平时表现不够好的被告人也判缓刑，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对缓刑犯的监管改造。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问题
对缓刑犯的考察，《刑法》规定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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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会海”是人们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繁杂低效的公务文书和泛滥成灾的各种会议的一种形象贬称。长期以来，“文山会海”如同一种经久难治的顽疾，成为危害社会的一大公害。当前，党政机关各级会议繁多，八股文之风有所抬头，笔者结合从事机关工作的实践，试就当前如何减少“文山会海”现象，改进会风文风，谈谈粗浅见解。
一、当前“文山会海”现状
（一）各级会议繁多，八股文风有所抬头，滋长了腐化现象。
1、会议多，文件多。据有关部门抽样调查表明，省、市、县的领导干部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泡在“文山会海”里；某市某个职能部门去年1—7月份．主要领导参加各种会议184次，平均每月开会26次，占时约50小时。最多的一个月参加会议达33次。该部门同期收到各类文件834份，平均每月119份，本部门印发文件141次，平均每月20份，这种现象在其它部门的表现有轻有重，但总的是泛滥成灾。
2、开会发文方法千篇 一律，内容空洞，华而不实，八股文风有所抬头。大多的会议，印发了文件，还要照本宣读，然后领导轮着发表意见指示或是有关人员轮着表态，最后主持人小结归纳，会后还安排分组讨论。内容不多，场面热闹，过程冗长，却没有多大的实际内容。本可一小时开完的会议要开半天，半天开完的会议要开一天，似乎会议越长越好。不少部门只重发文，不重实施，或照转、照抄、照套，或脱离实际，闭门造车，做官样文章。不少文件，只重形式不重效果，本可以几行字说完的，却要洋洋大篇，有的内容空洞，没有新意，脱离实际，贯彻措施不明确，缺少操作性，成了新的八股文。
3、开会发文名目繁多，随意性大，事无巨细。有些组织者不考虑实际效果，无论大事小事都开会发文，下面基层的一个请示报告，也要开会行文，层层审议，手续繁杂，办事单位苦不堪言。一些机关部门为了应付检查，汇报工作，收集情况，或者落实某件事情，可以随意召集相关单位开会。甚至有的领导的一般讲话也要多次被印成文件发给有关单位学习贯彻。
4、会议规格高，陪会现象严重。好像会议主席台上的领导级别越高，会议就越重要，出席者非一把手参加，方显参与者重视。于是凡是会议，不管有关无关，都要求和指定那一级主要领导参加。如此“凡会必陪”，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许多本应做的工作没有时间去做。
5、“文山会海”成为社会上不正之风滋生的温床。比如各地方轮流做东举行的经验交流会、联谊会等等，吃住游玩、交通报销、各种补助等等，费用惊人。据有关资料的估算，全国每年用在各种会议的直接间接的花费接近3干个亿，让人触目惊心。
（二）国家针对“文山会海”已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近年来，各级党政部门也认识到“文山会海”的弊端，一些地方三令五申，出台精简会议和文件的措施，一些省市下发了关于“少发文、发短文”和“少开会、开短会”的指示或文件，中央更是三令五申，要求各地精减会议，改进文风。党的xx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下决心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并要求从中央做起；胡在党的十七x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改进学风和文风，精简会议和文件，反对形式主义、唯官主义，反对弄虚作假。倡导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奢侈浪费；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国务院办公厅精简会议文件改进会风文风的意见》。
在严令之下，治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文山会海”的痼疾总的来说依然严重。
二、公文如“山”，会议成“海”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文山”与“会海”具体表现形式虽然有所不同，但二者相伴而生，其成因如出一辙，具体根源在于：
（一）旧的体制造成“文山会海”的“合理”存在。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在机构上层次多、部门多、审批环节多，人浮于事、办事拖拉，到处是靠开会发文过日子，浪费时间，效率低下。虽然经过了体制和机构改革，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有很大程度的改变，但仍然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完善、没理顺的地方。党政机关及职能部门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什么事都大包大揽，开会发文在“计划经济”模式中，当然就有增无减。
（二）机构臃肿，冗员过多。我国以往曾对机构进行过几次大的改革，但政府还没有完全从微观管理、直接管理的羁绊下解脱出来，企业没有真正改变政府附属的地位。因而，机构改革步入一种“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之中。尽管机构臃肿、冗员成堆，“庙”大“和尚”多，但都各负其“使命”，都有一定的责任和权力，而发文和开会便成为其完成使命、行使权力必不可少的“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