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是对七十年代中美关系突变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在中美关系还处于相当敌对状态的六十年代，就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新思考”、“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外交关系的传统”等重要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要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中去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向美国和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人因自身建立在历史的辉煌成就基础上的文化优越感，而难以平等对待他人。一次偶然的机会，费正清与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在飞机上邂逅。费正清向基辛格介绍了，古往今来，中国的皇帝在京城接见了无数“番邦”的来使，却从不亲自驾临异邦。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当时的毛泽东主席，而美国总统则是没有那里不能去的。以此，费正清阐述了美国必须主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而不能等待中国作出第一步。我们知道费正清的这些思想对后来的中美关系改变，以致于世界进程的改变都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xi]。然而，费正清的这些重要认识的得来，显然是与他们熟知的梁思成夫妇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英们分不开的。在费氏夫妇与梁、林二人的亲密交往中，得以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人的强烈本土文化中心思想。其中，这两对夫妇在1934年的一趟共同山西之行，是双方有深入了解的好机会。费慰梅曾经记录了她在旅途中所感受到的梁思成的强烈民族主义意识：在贫穷落后的山西乡间，他不得不忍受向西方人呈现物资条件底下、世俗民风败坏的难堪[xii]。这是梁思成内心世界的真情流露，在笔者看来，这也是费正清夫妇得以深刻了解中国文化人看似外在谦卑恭让，而实际内在民族气节极其高傲的一个例证。毫无疑问，在这个意义上讲，梁思成是一极有代表性的人物。
至此，通过以上的归纳，我们对梁思成政治上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应该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下面，笔者希望进一步归纳梁思成在学术体系上的“古典主义”之基本观念和方法。
二，学术上的“古典主义”
要了解梁思成在建筑学术上的古典主义，就必然要从他所接受的建筑教育说起。那就是二十年代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建筑学院的建筑教育体系，该体系由于培养出了人数最多的中国建筑学者而对中国建筑有特殊的意义[xiii]。
美国的早期的建筑教育受到法国巴黎国家美术学院（Ecole-des Beaux-Arts in Paris）的影响极大，从1846年起，巴黎美院就开始有美国学生了，1890年至1900年期间，每年的就学人数已达到了相当的数量。在美国的建筑学院，自第一所的MIT建筑系起，多为巴黎美院的毕业生或为他们的学生所主持的[xiv]。而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在美国建筑教育界的地位，则与著名的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克瑞（Paul Philippe Cret,1876-1945）分不开的。克瑞在里昂和巴黎的国家美术学院就学期间，就已经是非常出色的高材生。家境并不优越的他，在其姨夫的哥哥（里昂的建筑师）的影响和帮助下开始学习建筑学，完全靠勤学苦练而在专业上成长卓越，经过漫长的求学之路，克瑞的学习成就已经是有目共睹（多次获得全国性设计竞赛首奖）。在其毕业前夕的1902年，接受了由他的美国同学推荐的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职位。当时的宾大的建筑学院院长赖尔德（Warren P. Laird，1861－1928），正在竭力从巴黎美院寻求能主持宾大设计教学的人才，以满足他强调建筑教育向“设计”导向的意图。宾大建筑学院由于有了克瑞的加盟而在建筑教育的实力方面有了整体的改变，只经过短短几年就超越MIT、哥仑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学校，而成为在美
国建筑教育界“巴黎美院教学体系”的盟主、古典主义学术的大本营。克瑞不仅在教学上，同时也通过大量重要的公共建筑设计竞赛中标，而在美国的市镇公共建筑方面有大量的古典主义作品成功实现。在建筑创作的主张方面，克瑞不欣赏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在欧洲兴起的那种以对古典主义传统的反叛为特征的现代主义（Modernism），而提倡循序渐进地简化和改良古典主义，为现代社会服务，他称之为“新古典主义”（“New Classicism”也常被描述为“折衷主义”）[xv]。
梁思成及其他中国建筑学子就学于宾大时（1924－1927年），正是克瑞以及宾大的巴黎美院之古典主义风格在美国的盛期。他们所能接受的正是这一学术体系的精华部分，为他们日后建立中国的建筑学术体系打下了古典主义的坚实基础。
二十年代的宾大建筑学院，一批十分有才华的中国学子曾因他们的出色成绩，而让其他学生刮目相看；最出名的如杨庭宝以及稍早于他的朱彬。而梁思成则在学习期间已经显示出了对建筑历史的浓厚兴趣。宾大的巴黎美院式古典主义教育，原本就是以历史性建筑风格为建筑学的主要教学任务，是极易培养建筑历史学家的。当然，家学深厚的梁思成，则在自身上就具备了研究历史知识方面的过人兴趣和能力。陈植先生曾回忆到：“除了建筑设计外，思成兄对建筑史及古典装饰饶有兴趣，课余常在图书馆翻资料、作笔记、临插图，在掩卷之余，发思古之情。……考古已开始从喜爱逐渐成为他致志的方向。[xvi]”梁思成的从事中国建筑研究之决心，除了上一节谈到的民族主义信念的作用外，显然也大大地得益于宾大的古典主义建筑之学术。关于这一点，费慰梅曾经这样说：“基于巴黎美院传统的宾大建筑教学计划，是针对培养职业建筑师的，但是同样适用于培养建筑历史学家。学生们被要求掌握希腊、罗马的古典柱式和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纪念建筑。他们的技能经常由这样的特殊课题来训练，如修复古代遗址的方案、或者是为完成一个未完成的大教堂而提供设计。基本的要求是发展出清晰而美观的建筑表现图，包括必要的文字。梁思成完全胜任了这样的训练并在他的同学和同事中胜出。[xvii]”有意思的是，梁思成在宾大学习期间，也曾对所受到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教育发生过怀疑；在给其父亲梁启超的信中表达了一种担心，认为这种功能与形式脱节，只能死板地去模仿古代建筑外形的学习方法，会使自己变成一个画匠，而不是建筑师[xviii]。我们今天难以知晓，年轻的梁思成是否因得益于其父亲不着边际的劝说而取消了怀疑。不过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他当时的这种怀疑是针对建筑设计创作而言的，他显然并没有怀疑这个体系在对建筑历史的研究方面的意义。在梁思成后来从事的中国建筑历史研究中，他从宾大学来的古典主义的学术体系，作为基本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是贯穿始终的。费慰梅又一次地提到：“思成自己曾经提及宾大教学中给学生提出的建筑历史问题，在他后来的中国建筑研究中被证明是十分有用的。……在宾大的最后一年里，思成强化了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研究。通过对平面、立面和其他建筑特征进行的比较研究，他展示出这段发展过程的轨迹。这种训练的重要意义是极明显的。我们尽管没有他研究文艺复兴建筑的资料，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他在后来十五年里对中国建筑的发展演变过程所作的插图感受到其意义。[xix]”笔者非常赞同费慰梅的这一认识，在梁思成后来的中国建筑研究中，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立面风格之比较是作为极有效的方法与手段而多次使用的【见图例一】。就此，我们可以认为，梁思成对他所接受的宾大建筑教育不见得满意，但是他对之建筑历史与理论方面的教育显然是完全接受的，并成为他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学术基础也是确定无疑的。
实际上，如前文所提到的，作为民族复兴大业的坚强信念之体现，梁思成投身中国建筑研究的理想，并不仅仅是要写出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而更深的意义是在于要建立能与西方古典主义能完全抗衡的“中国古典主义”（Chinese Classic）。当时，以“弗莱切尔建筑史”( 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 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将古典主义定为一条清晰的发展路线，也即“建筑之树”的主杆。那就是，从古希腊（Greek）为始端，古罗马（Rome）随之其后，再之罗马风（Romanesque），直至现代主义。在梁思成的理想中，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其建筑文化史显然是应和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同等重要的。既然建立“中国古典主义”成为目的，西方古典主义学术的观念很自然地被梁思成用来诠释中国建筑文化。这种现象在梁思成早期的研究中是相当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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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 笔者在此讨论的“梁思成”及“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实际意义上并不一定仅仅限于梁思成一人。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是包括林徽因的，有时甚至还能代表更广泛的人群和他们的观念，如早期“营造学社”的一般学术思想和方法。
2 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76
[iii] 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112.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iv]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明文书局，1989，第9页。
[v] 梁再冰：“回忆我的父亲梁思成”，《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1986，第228页。
[vi] 黄延复：“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1986，第207－211页。
[vii] 林洙：“开拓者的足迹，梁思成的一生”，杨永生、明连生编《建筑四杰》，中国建工业出版社，北京，1998，P.54
[viii] 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5. P.
88
[ix] 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梁思成文集第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84。参见赖德霖：“…科学性?与…民族性?，近代中国的建筑价值观”（下），《建筑师》63期，P.59
[x] 费正清：“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代序”，《建筑师梁思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6
[xi] 参见邓鹏：《费正清评传》，天地出版社，1997
[xii] 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82.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