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服务新机制何时出台
作为一项重要的电信管制职能，普遍服务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从政府来讲，普遍服务是信息化的基础，是缩小数字鸿沟的保证，对于任何追求公共利益的政策，对普遍服务目标作出社会承诺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对运营商来讲，在满足激励相容的条件下，普遍服务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提供普遍服务可以为企业带来信息租金。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运营商，实际上都有追求普遍服务的动机。
但是引入电信竞争以后，普遍服务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我国，资费调整和引入竞争以后，尤其是1999年以后，长话市场的竞争和资费的大幅度调整使原有的交叉补贴机制难以为继，普遍服务的法律基础又一直是个空白，不但普遍服务事实上的提供者进行网络投资的激励被削弱，也影响了政府的“村村通”等普遍服务目标的实现，更重要的是，现存的处于扭曲状态的普遍服务政策使电信管制政策的有效性难以得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运营商提供普遍服务缺乏动机、管制机构不愿意管普遍服务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未来普遍服务政策改革的核心是建立普遍服务新机制，而改革的关键和难点则是确定普遍服务的成本补偿标准。为此，在电信法仍然无法出台的情况下，下一步改革需要首先颁布普遍服务管理条例，明确普遍服务政策的目标、职能、融资机制、成本补偿办法以及管理体制。
当前普遍服务改革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要明确普遍服务政策的职能以及政策目标问题。经过不断的演化，现代普遍服务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财政职能，其主要作用已经从校正网络外部性为主，变成改善收入不平衡状况作为主要目标。为此需要解决一个很大的疑问是，为什么要由电信管制部门行使与普遍服务相关的职能？答案在于这样的制度安排比利用财税体制实施普遍服务更加有效。
普遍服务新机制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和相应的管理体制。虽然从本质上讲，未来将要建立的新机制仍有交叉补贴特征，但这种建立在全行业基础上的交叉补贴与依赖于垄断地位的运营商内部的交叉补贴有很大不同。由于普遍服务基金将面向所有运营
商征收，所以它不但满足竞争中性原则，而且会提高实际征管的效率。因此，那种普遍服务基金的建立与当前财税改革相矛盾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另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成本的补偿问题，这是一个充满争议但是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从操作的角度，需要尽快在现有的成本核算基础上，大致估计出一个总盘子，以便确定征收比例，从而尽快启动普遍服务的新机制。从长远看，引入更合理的管制成本核算方法，并根据不同的成本核算原则，包括历史成本和经济成本，以及不同的成本测算方法测算提供普遍服务的成本。
新一轮管制体制改革何时启动
电信业管制改革的重要性已经达成社会广泛共识，并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打破垄断和引入竞争已成为管制改革的主旋律。但现有的改革仍存在严重的瓶颈，特别是管制体制改革与其它改革严重脱节：管制部门的职能划分仍停留在旧体制的框架下；责权利严重不对称，造成管制主体的激励行为的扭曲；管制能力严重不足，缺乏充分的资源保证科学的决策过程，无法通过公开的咨询过程利用社会管制资源，形成透明有效的管制过程，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管制失效，并且缺乏足够的激励手段吸引专业人材。目前很多地方的实际情况表明，很多管制功能已经处于实质上的缺位状态。
管制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方面对管制问题认识上的误区，特别是把放松管制与政府机构精简混同起来，不切实际地减弱了政府的管制职能；另一方面，现有管制职能的配置不合理，严重的利益冲突阻碍着进一步改革。
下一步电信管制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实现政监分离。如果说政企合一与市场竞争之间的矛盾是实现政企分开最重要的原因的话，那么政监不分对于政府管制有效性的制约则是政监分离的主要原因。目前看，政企分离改革的必要性得到了广泛共识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对政监分离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相应的改革严重滞后。
实现政监分离的制度安排是建立独立的政府管制机构，将现有的电信管制职能进行整合，而推动这一改革的关键是确定一个合适的改革主导者。到目前为止，电信改革的主要
内容是都围绕电信企业，利益冲图主要反映在财权上，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综合部门拥有改革的主导权问题不会很大。但下一步深化改革必将涉及到管制权利的重新分配，利用冲图将主要体现在权利分配上。很显然，现有管制权利的配置使得当前的改革程序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
管制体制改革无疑是整个管制改革中最难的部分，它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新管制机构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公共权力的重新配置这样的深层次改革，这必然关系到现有利益格局的进一步调整，并且因为现有体制的影响，有关管制体制改革的研究也变得十分敏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管制改革已经到了实质性的攻坚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