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2010年第1—6期【半月评论】
《半月谈》2010年第1期【半月评论】拒绝“城市二元化”
城市化，在当下中国人的脑海中，有着特别丰富的想象。
它是引领现代化巨轮远航的飘扬的旗帜，它是撬动全球化大国崛起的神奇的支点，它是普通中国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一个璀璨的梦想。在中国应对后危机时代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际，城市化又被赋予特殊的使命。可是，当我们激情澎湃地去鼓呼、去追赶、去推进的时候，有没有思索过、诘问过：城市化的真谛、城市化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城市化、为谁的城市化？
聆听各级政府宏大叙事中的城市化构想，投身今日中国呼啸前进的城市化浪潮，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应当警惕的，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指数，而是城市化的内质和价值。
许多地方正铺开改天换地的“新造城运动”。乡村城镇化、郊区城市化、县城城区化，由此引发了紧锣密鼓的“圈地运动”，更有暗潮汹涌的“圈县运动”。可是，如果脱离制造业服务业的支撑，仅仅靠爆炒房市股市做大资产泡沫就能举托新城崛起？在城市空心化的格局中，新市民生存发展、就业谋生的机会在哪里？
许多地方正热衷经济增长的“新城市拉动”。意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进城打工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消费升级，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创新。可是，在城市GDP化的偏向中，百姓消费的基础是什么？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建制的扩大、土地的圈占和人口的膨胀，城市功能的开发，公共空间的拓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福利的普及与提高，如何及时跟进？ 许多地方正推进城市经营的“新地标活动”。政府一味追求“现代城市形象”：更高的楼房，更豪华的商务区，更宏大的花园广场，更具动感的都是韵律……令人目眩的种种商业地标、产业地标、文化地标，往往变成造价惊人的工程，变成财富和技术的炫耀。可是，在城市化泡沫化的幻象中，普通人的地位和尊严如何提升？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是一种新的发展，人的创造力量的解放和财富源泉的涌流；是一种新的生活，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是一种新的文明，人的道德精神的进步和人文价值的升华。
城市化的灵魂应是以人为本。践行以人为本的重心在哪里？在于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于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我们的城市化除了要努力开掘“管理者的财源”、打造“投资者的乐园”，更当努力建设“劳动者的家园”。
看一看身边的城市化浪潮，我们应当警惕：不少城市借助于区区一纸户口登记的户籍改革，借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便拥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失地农民。当城市化难以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有效的福利保障时，“失地”和“变市民”更可能换来的仅仅是无业市民的身份。
还有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者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
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们亦当清醒：交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机动车对路道资源的一再扩张，是自行车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挤占、被压缩，有的地
段甚至已被断然取缔。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是一个恰逢低碳社会到来、无法重复美国消费故事的国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仍是我国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还难以进入“有车一族”，他们日常的出路又在哪里？他们行走的路权如何保障？ 房地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热，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房价对普通百姓的重压和裹挟。有业内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问题。当时希望通过经济适用房既解决百姓住房，又拉动经济增长，却出现了有钱人买了多套经济适用房，有的城市还没有廉租房的政策。后来，国家下达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结果也基本踩空，从而造成民生住房体系的严重缺位。于是，我们在一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社区围墙，成了贫富的“楚河汉界”。
还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和地产与名校牟利的“勾兑”，文化设施建设中竞相攀比的豪华和风格样式的崇洋，道路环境整治中对马路摊点的清理和对“美丽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剧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艰辛。
当我们还在问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艰难求解之时，一个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图像又已隐约浮现。这里，有城市的财力问题，有发展的阶段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径选择。 人民城市，应当人民做主，人民创建，人民共享。
半月谈2010年第2期养老新政——倾听农民工的心声
2009年12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并已于今年1月1日起实施。这对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然而，有些地方却因此出现了退保潮，甚至出现了群体性事件，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是农民工对政策了解不够，还是另有原因？最近，半月谈记者走进广东、江苏、湖南等地农民工群体，倾听他们对于养老保险接续转移政策的心声——
欣喜：农民工欢迎中央的好政策
1月4日下午2时36分，在苏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办事窗口，来自湖南的农民工赵晶领到了《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有了这张单据，走到哪里都可以接上养老保险关系，不用再为这事发愁了。”
这是自1月1日施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以来，苏州开出的养老保险跨省转移第一单，也是江苏省内“第一笔”业务。
赵晶告诉记者，2003年4月起，他在苏州盈科电器有限公司参保缴费，截至2009年底，账户上实际缴费81个月，个人账户储存额为8242.2元。他准备回到湖南怀化，但一直为养老保险不能转移而着急，因为直接退保的话，无法拿到单位缴纳部分。“新政策出台后，我很高兴，国家的新政策真是及时啊！”
同样高兴的还有来自陕西渭南的杨婷婷。她2007年到江苏苏中电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打工，谈起养老保险跨省转移，她干脆地说：“国家发布的新办法考虑打工者的权益，这肯定是好政策。”
杨婷婷有很多老乡在全国各地打工，平时各忙各事，春节时才能聚一下。在一起时聊起过养老保险的事，只有少数人参加了，大家都觉得无法转移接续是很麻烦的事。“我有几个老乡，想过办养老保险，现在养儿防老的观念淡了，还是有退休工资最可靠，在无法跨省转移的情况下，他们不敢参加，现在好了。”
记者采访中发现，新政策出台后，农民工以前不愿参保的观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40岁的毛红原一直在深圳打工，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回到老家湖南，准备另谋一份工作。记者问他是否购买养老保险，他很坦然地回答：“当时企业让我们选择买与不买，我是选择不买的。因为自己经常在外奔波，哪里有事做就去哪里，很难安定下来，这样就根本没法领取养老金，况且我也不想在高消费的城市里养老。在企业买了养老保险的同事也都在离开广东时跑去退保，买了又退，何必呢？”
如今国家允许养老保险金“全国漫游”，毛红原非常开心：“我现在就开始买养老保险，就算过几年再跑去深圳打工也不需要申请退保了。我们的确应该更新观念，通过购买保险来解决自己养老问题，儿女的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无奈：退保的背后有难处
新政策规定，未达到待遇领取年龄前，不得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办理退保手续。这让许多农民工一下子难以接受。从河南来南京打工的曹继华说：“国家这么规定，出发点也一定是为农民工考虑，但感觉上比较难接受，我们赚点钱不容易，等到退休年纪再拿钱，还是太远了。”
除此之外，农民工要求退保还有更多无奈和复杂的原因。
来自贵州的杨建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进入佛山一家工厂已3年半，养老保险缴费一直在涨，从当年每月78元涨到现在132元，据说马上又要涨到205元，而他的工资只涨了一点点，每个月只有1200余元，而家里穷，经济负担大，家里老母亲70多岁，小孩才两岁多，每个月除去房租、水电、生活费500元，还要往家里寄600元，仅剩100余元被扣掉买保险了。“退保这笔钱，是我唯一的周转资金，这对我很重要。”他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农民工知道养老保险的重要性，也知道国家不允许退保是为他们好，但由于经济条件差，工资低，加上被强制性参保，一些农民工已经习惯性地把年底退保当作“提取存款”用来补贴家用和过年关。至于未来养老问题，要求退保的农民工纷纷说：我们只要现在，不要未来，因为现在手里缺钱。
此外，由于一些工厂存在用工歧视，不招录年纪偏大的，这就逼迫部分农民工冒用别人身份证进厂，还有部分未成年人借用成年人身份证进厂打工，参保也只能用别人的名字，因此他们在辞工时必须退保，以领回自己所缴费用。
佛山市南海美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工人汤正英和儿子刘发兴就分别属于这两种情况。今年37
岁的汤正英前年进厂时，借用了比她小9岁的本村邻居刘琴的身份证；刘发兴则借用了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刘兴朋的身份证，他实际进厂时年仅16岁。汤正英对此忧心忡忡：“我养老保险缴费账户名是刘琴，不知道能否改过来，要不然费用就白缴了，以后老了咋办？”
疑虑：但愿中央的好政策别在地方走了样
1月11日，记者来到长沙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看到不少人正在咨询办理养老金转移手续。回到长沙就业已两年的李明要求把在北京缴纳了近6年的养老金转移到湖南来。但他在柜台了解后颇有愁容地告诉记者：“这个政策好是好，就是太麻烦了。转移养老金必须回北京开具缴纳凭证，才能在湖南看到我之前所缴养老金的金额和年限。我认为养老金应该和身份证挂钩，实行全国联网，简化办理程序，这样才更能体现政策的人性化。”
其实，大多数农民工的要求很简单，他们认为只要能顺利转接，养老金发放不打折扣就行。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不少农民工持怀疑的态度。
东莞市常平镇卢屋村百豪玩具厂员工谢子香来自湖南偏远山区，她说，今年1月4日她曾打电话给老家社保部门，询问如何转保，得到的答复是“地方条件不成熟，还不能转保”。
佛山市南海美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工人何素英来自四川武胜，她说自己老家在偏远山区，坐车到县城都要几个小时，转保时能转到哪里她真不知道。而且，对于如何转保她一无所知，她说手续一定挺麻烦，所以“转保肯定不如退保方便”。
记者采访发现，农民工出现这些疑虑，一方面是由于不了解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则出于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普遍担心回到农村老家，所买社保在打工地和老家两边对接不上。
在佛山打工的贾春雄、蒋美君等表示，“把钱交给地方上那些当官的不放心，还是把钱捏在自己手上最稳当”。来自贵州的农民工陆平先说，老家很穷，经常发生政府部门挪用资金的情况，“我们把社保转回去后，会不会被家乡的政府截留挪用”？
“中央出台了好政策，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落实，就怕好政策到了地方后说一套、做一套。”在南京打工的曹继华道出了农民工心中的担忧。编辑：高远至
半月谈2010第3期半月谈 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
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迎接他们，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政府的治理要创新，民间的力量要参与。
迎接他们，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迎接他们，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迎接他们，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企业家、官员、教授——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迎接他们，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