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自己的年终奖和近几个月省吃俭用新攒的3000元，一共6500元，全部买了海尔。买价大约是20元零5毛左右，买了300股。
虽然只有区区300股，但6500元已经是我那时的全部，而且又是自己分析后所选择的股票，我的对股市的关注度自然大大增加了，每到星期六，早早买回厚厚的《中国证券报》，因为上面有全部股票的近期K线图，后来更狂热之后，我觉得报纸上的K线图显示的时间周期太短，于是不辞辛劳地在白纸上自己画K线，并将很多张白纸连在一起贴在墙上，以此查看较长周期的股票走势。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十分耗时费力，每天我一下班就埋头画K线，越来越觉得股票的曲线甚至比女人的曲线更令人着迷。
就在那时，简潞也找到工作了。一家能解决成都户口的小公司到川大招聘应届毕业生，尽管公司很普通，但在1997年，能给外地生源的毕业生解决成都户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有好几百人去竞争那一个文秘职位，简潞脱颖而出，被招了进去。尽管工作并不很令人满意，我和简潞依然雀跃万分，因为这意味着她毕业后能在成都落户，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从那时起，简潞更粘我了，每天都要和我通电话。我们设了个暗号：每次她想我给她打电话时，她就找个公共电话亭，给我办公室打电话，电话响三声，她就挂掉，然后再响三声，再挂掉，这便表明，是她打过来的。于是我按约定不接，然后用办公室电话给简潞打过去，这样可以节省她的话费。
其实，在机关单位里，大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占公家的便宜，打电话还是小事儿，更主要的是报销医疗费。在97年，很多事业单位就已经开始限制医疗费报销额了，我们单位还没限制，由于大家都预期将来机关单位报销药费同样也会受限，因此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看病情结，没事儿就往省委大院对面的“省直第五医院”跑。尤其是老同志，一个月报销的医药费起码上千元。一大家子，只要有一个人在机关单位，全家人生病都“靠山吃山”。比
如老童，尽管他的确是个很厚道的好人，但几乎每周都要去一两趟医院，每趟都像逛超市似的采购一大袋五花八门的药品，口里还念念有词：“别的咱不敢跟领导比，这治病总得一样积极吧？”
刚进单位时，我不仅很少去开药，而且还对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感到有些不安，如今，这些都逐渐心安理得了。机关是个染缸，互相感染，互相壮胆，互相无意识地协助对方麻木。其实，一切的好坏全在于比较，有了比较就有了心理平衡。看着别人用公家电话煲长途电话粥，我想，至少自己打的是市话，于是也就没有什么愧疚了。
然而女人总是罗唆，简潞在电话里总是絮絮叨叨的，使我的电话每每还是拖了不短的时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要挂电话了。”每次我这么说，简潞都要不高兴，哼哼叽叽的，说：“你这么不热情，哼，怪不得都说男人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我只好陪个笑脸，继续哼哼哈哈一阵。
一天下午，蒋处长突然召集全处的人开个小会。原来，上午部领导联席会议上，部长提到了如今部里有一些处室，用公家电话打信息台。其中，我们处有80元的信息台电话费。查了号码，是老童和我那间办公室的座机打出的。
我委屈地说：“蒋处长，我可一个也没打啊。”蒋处长没说什么，只说，我们也不追究具体是哪个同志打的了，那80元钱，我们已经主动从处里的那点私房钱里贴补了。不过，以后千万不要再打了。
小会散了之后，大家各自回了自己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有些沮丧。天地良心，我确实一个信息台也没打过，不过，我们办公室就我和老童，连我也觉得，老童是不大可能打的。当然，处里的三个办公室，彼此之间都互相有钥匙，不排除别人甚至离休的老田悄悄进来打信息台的可能性，然而，至于吗？
想到堂堂的机关单位，一群处级干部，却为了80元的信息台电话费偷偷摸摸，我突然
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不为别的，而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十年，或许二十年后，或许我也会成为一个副处长，但那时我也和如今的他们一样大约四十多岁了，成为一个不再有激情的中年男人，甚至为了80元电话费动小心思，这该多么令我绝望……我更加清晰地感觉到，这真的不是我要的生活。
或许人生总是东边不亮西边亮。相对于单位里的沉闷，股市里我却颇多惊喜。3月底20元出头买的海尔，到了5月7日就29元了，我喜滋滋地卖了，每股赚了8元多，连老童都十分惊讶。其实，在今天看来，我这样的新股民之所以能赚得很顺，原因是新股民普遍胆子大，敢于追高，敢于紧跟热点，而老股民则普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面对主流热点巨大的涨幅，往往思虑太多，贻误战机。
那时，我甚至生出了一点对老股民的轻视来，觉得老童他们这么多年股票简直白炒了，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在多年后，重复老童他们的轨迹，重复一茬又一茬“韭菜”几乎是必然的命运。 16 ，短线
就在我顺风顺水卖出海尔小赚一笔之际，简潞意外怀孕了。
其实自从九零年代中期以来，大学生谈恋爱很少有不发生性关系的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以及之后的年轻人，性早已经变得日常化和平常化，性行为本身已经不再是争论的焦点和矛盾的焦点，但是，性行为的附带结果，依然是年轻的我们所难以承受的。
简潞还没毕业，即使是毕了业，我们显然也都还没做好养育下一代的任何方面的准备。毫无疑问，这个孩子是必须打掉的。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谁也没多说什么。在确定是怀孕那天，我心情特别沉重，觉得特对不住简潞，握紧她的手，说：“别怕，什么事我都陪着，两个人分担起来，就会好受一些。”
简潞叹了口气说：“打胎你也可以给我分担么？”
我听了，埋下头，说不出话。简潞说：“好了好了，我也是气话，只不过这两天我想明白了个事儿——有些事情只能自己面对，别人就算真的是很爱你，可是，他也没办法将你的痛苦变成他的痛苦，尤其是身体上的。所以，我没怪你。” 我说：“别说了，说了我更难受。”
因为简潞那几天情绪不稳定，我怕和她在一起反而刺激她，想到打胎或许还有几天，加上那几天工作突然比平时忙很多，就几天没到四川大学去。一个下午，简潞突然打来电话，说，“我在华西医院，本来想不给你添麻烦，一个人处理掉自己回学校的，可是，还是有些怕……”
我说：“你怎么能这样不声不响就去了？我赶紧过来。”
我那时工资低，出门几乎从不打车，这次专门打了个车，不料，却遇上了成都罕见的大堵车，比平时骑自行车还慢。等终于我赶到医院时，满头满脸的汗，我在病床上看到了简潞，她正闭着眼，绻缩在那里。我心里一疼，赶紧跑过去，搂住简潞的肩膀。简潞疲倦地抬起眼，说：“来了就好，我已经弄完了。”
两周后，简潞身体逐渐恢复了，她终于有力气回忆那次打胎，她说：“我真命大，谁都没想到是宫外孕，我躺到手术台上，医生弄了半天，竟然说没弄出什么，要重新检查，我下了手术台后，去了趟厕所，没想到，突然有一团像血块似的东西，掉了出来，我当时第六感觉就是它，回到医生那里，果然不出所料……然后我才给你打的电话，想你来接我。” 我听得心里很酸楚，默默地看着简潞，在心里想：“简潞，以后我只准你对不住我，不准我对不住你，你要结婚，我们就结婚，你要不结婚，我们就不结婚，一切都依你。” 那时，我多么希望能让简潞更幸福，可是，我只是一个小公务员，拿着一千三百的月薪，我怎么才能让自己爱的女人幸福呢？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作为一个无背景无势力的普通人，我唯一的办法是通过股票赚大钱。
于是，97年5月与6月，我开始认真学习短线技术，并开始了追涨杀跌的短线操作。 然而在那时，我对短线的理解，却完全是大众化的，认为短线、中线、长线是以时间长短来区分，持股一周以内的为短线，个把月的是中线，半年甚至更久的是长线。这种分类，是证券书籍与有关媒体所公认的，但其实却并无意义，即便不算是错误，至少也是一种平庸的思维。
如果在今天，要我再去定义什么是短线，那么我将赞同这么一种观点：
短线就是只关注个股趋势，不过多考虑公司基本面，在目标股票的选择范畴上放弃一切成见，而着重立足于是否能以比买价更高的价格顺利卖出。其关键在于顺势，也就是说，势道不改则坚定持股，而风向一变则坚决卖出。说到底，短线和持股时间无关，而与是否参与盘整有关。不参与任何盘整的交易方式，就叫短线。而这，才是短线的灵魂和意义。 只是，十五年前，我完全不明白这些，我天真地以为每天换股，快速赚钱，就是短线的意义。
并且，在那时，也正因为内心对市场有太多的不理解，所以，我特别敬畏那些炒股名言或高手经验。每天，都把一些书上一些似乎很有道理投资语录摘录在笔记本上。十五年后我翻看那些已经泛黄的笔记，我却发现世界如此荒谬，那些众所周知的投资技法，表面深刻，实则空洞，多数都只是不具操作性的呓语。
例如，所谓“顺势而为”的说法，就是最正确的废话，谁都希望能顺势而为，但问题在于你如何去判断那个“势”，当“势”刚启时，必然难于发现；等多数人都能发现时，必然已经在其原有趋势上延续了一段时间，此时，你如何能确认“顺势”不会成为可悲的买单者，毕竟趋势是可以随时转折的，表面的趋势越清晰，恰是拐点越近之时。
又如，许多人都认同一个基本原理，即：买股票就要买龙头股或超级强势股。这话也很对，但问题是，对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尤其对那些并未经历无数次得失往复牛熊历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