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超然
摘要：苏轼，一生风雨，一生坎坷。然而，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名字就响彻
在那里的天空中。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道出了千古真理，让人懂得用开朗，宽容，豁达的心去面对身边的人和事物，让人知道用超然的心境挑战人生。本文从他的人生及其佛老思想开始，论述了其对审美人生的追求，豪迈与人生理想的联系，以及老庄思想的影响。苏轼追慕自然，幽默人生，他的人格超然美的具体内容，直至今天，对我们也有着美的价值和美育的意义，东坡的这种美将永远闪烁耀眼光芒，它的影响会一直延续。
关键词：超然，人生，思想，追求，理想，自然
历史被如沙的时光悄悄地掩埋，当我们回首时，已了无痕迹。然而当我们真正回首去聆听，去抚摸这尘封的记忆时，却总有那一串串的姓名在大漠的鸣沙中突兀回荡。如烟往事，似水流年，却带不走这样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个为人所依赖，为人所唾弃，为人所敬佩，为人所传唱的名字—苏轼。
苏轼，一生风雨，一生坎坷。然而，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名字就响彻在那里的天空中。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道出了千古真理，让人懂得用开朗，宽容，豁达的心去面对身边的人和事物，让人知道用超然的心境挑战人生。
苏轼，作为北宋时期诗、词、文兼善的一代文学巨匠，作为一位能把中国古代儒、释、道思想融为一体的思想巨人，作为一名少年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而能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惜自身安危的“人民公仆”，千百年来，一直是矗立在中国人的心中的一块耀眼丰碑。
自古以来，许多一身正气之士，在肮脏、污浊、遭人打击的世尘面前，自沉江河者有之，遁隐山林者有之，“万事不关心”者有之，抑郁忧伤而死者有之??而苏轼却在“朝闻??，夕贬??”的几死遭贬中，高声唱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的凯歌，活着北归，实为一大奇迹，大有苏武牧羊的悲壮！我们从这活生生的真实人生中，读到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体验和思考，所表现的对人生超然态度，比起他的几位前贤如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等来，更为丰富、深刻和动人，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对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逆境人生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本文将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论苏轼的这种超然的人生态度。
一:苏轼的独特的风雨人生及佛老思想
（一）独特风雨人生经历
早在青少年时代，聪颖好学的苏轼便“奋厉有当世志”，具有报国安民的雄心。嘉祐二年（1057），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以其卓荦不群的才华而名震京师，深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然而，就在此时，其母程氏病故，苏轼立即与父亲、弟弟回乡奔丧，并在家守丧两年。此后十年，苏轼又先后遭受丧妻、丧父之痛，仅仅当过三年多的凤翔府签判。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尽管苏轼主张革新政治，却力主渐进，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而引起新党的不满。苏轼历任地方官，看到新法推行中的若干弊病，常常作诗讥讽，更激化了与新党的矛盾。元丰二年（1079），新党中的投机政客以“谤讪新政”的罪名将他逮捕，企图将他置于死地，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经过多方营救（包括已经退隐的王安石的上书营救），苏轼被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是他在政治上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神宗死后，哲宗嗣位，高太后控制朝政，以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苏轼也被起用，先后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至礼部尚书。旧党尽废新法，苏轼则有所保留，主张兼用所长，这又引起旧党的不满，他只好一再要求出任地方官。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早已变质的新党重新得势，苏轼又连连遭到打击，先后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海南儋县），成为被放逐到天涯的孤臣。直到元符三年（1100），他才受命由儋州渡海北返，次年便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五岁。总之，苏轼的后半生一直处于新党与旧党斗争的夹缝之中，几起几落，饱经忧患。虽然他任地方官时有所作为，但却远远没能实现其富国强兵的抱负。晚年的他，更是境况凄凉，令人悲叹。
然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苏轼决非那种悲悲切切、顾影自怜的落魄者，而是一个豪迈洒脱、个性鲜明、开一代风气的大作家。确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苏轼尽管有失望，有牢骚，有悲愤，却始终在追求人生的价值和个性的张扬。多年屡遭被贬逐使他能深入社会，关心百姓疾苦，在地方上做了一些好事，锤炼了他旷达率直、坚定沉着的性格。正是这独特的风雨人生，造就了苏轼的超然。 （二）佛老思想的影响
苏轼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如果说，屈原和杜甫表现了儒家的忠君、爱民、‘至君尧舜’等进取的观念，苏轼的人生观念，则提供了如何使儒家的进取与佛老的退避批判地结合统一的范例。”[1]（P34-35）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
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但“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2](P66)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词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但“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词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二:对审美人生境界的追求
对审美的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使苏轼具有超然的人格魅力，希望达到对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身处逆境，都是如此。
对现实人生的热爱。这在前期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即使词人身处逆境，我们仍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还有更多的作品写对自然和人生的品味，尤其是像“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潇洒；“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欣慰，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不是同样显示了词人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吗？
在顺境中的淡泊。苏轼时来运转时，甚至有过“未周岁而阅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同前）。将自杭州知州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偏要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难能可贵。
在逆境中的从容。作于黄州时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便是一个显例。上片写途中遇雨时的情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实际上，词人用象征手法写出自己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的坦荡与气度的从容。作于同一时期的《念奴骄·中秋》，则有着更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词人的心灵仿佛是在“万里云无留迹”的“长空”
中自由飞翔，忽而天上，忽而人间，“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三句，可算是在想象中灵魂向着“自由王国”的飞升。所以相对说来，此词更能表现词人精神的自由。毫无疑问，词人在逆境中的这些心态，都是经过自我调节的结果：他已从一次次政治斗争的噩梦中醒来，恐惧、惊惶、困惑、委屈等已消解殆尽，这种在逆境中随遇自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是十分难得的。
三:苏轼的豪迈超然与人生理想之联系
一方面，苏轼政治上的挫折磨炼了他的意志；另一方面，他才华横溢，少年得志，文章事业上的自信，使他能以豪迈的态度对待政治上受到的挫折，同时随缘自足的思想，有是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好可爱之处，经常保持一种乐观开朗的襟怀。 （一）苏轼的豪迈
他的词《洞仙歌》（“冰饥玉骨”）就是对这种豪迈独立人格美的赞颂。该词虽以花蕊夫人和孟昶的韵事为题材，但词中所写的女子已脱离了花蕊夫人的原型，而成为词人理想人格的化身词人以“冰饥玉骨”来形容她的美丽，来暗示她的品格，使人联想到她的高洁澄澈凛不可犯。词中所表现的那一片晶莹显示了词人的理想境界。那冰饥玉骨的女子，其实就是词人所颂扬的坚守“独立不倚”“危言危行”名节的理想品格的象征。
苏轼是中小地主出身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人物，自幼即受家学熏陶，博览文史，他怀着“奋励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的宏大抱负走上政治舞台，以“忘躯犯颜”，“直言敢谏”自许，力图干一番竟经世济时的事业，曾以一副舍身报国，奋勇进取，风节凛然的儒者面目出现，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 如他的《江神子》（“猎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3]（P385） （二）人生理想
熙宁八年冬，苏轼去常山祭神，回来时在黄毛冈与同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队伍威风凛凛，士兵们矫健勇敢；苏轼也意气风发，“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祭常山回小猎》）他感到自己恢复了青春的力量，似乎自己不是在狩猎，而是在战场上驰骋。他感到自己好像是在西北战场上跟西夏作战，好像是在收复河湟地区奔腾驱驰。它表现了作者豪放洒脱的气概和胸怀，“会挽雕弓如
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大肆入侵中原沃土的义愤和愤懑幻化成了词人笔底的万丈波澜。一词初出，便横扫旧有诗词的软骨媚气，全然“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4](P748)，声情激越，气势豪迈，用狂飙突起、挥洒自如的语言，那内心的世界表达得淋漓尽致，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奠定了苏轼豪放词派的开创人的地位。“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5](P78)词中渴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实现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的自我形象十分鲜明。，声情激越，气势豪迈，用狂飙突起、挥洒自如的语言，那内心的世界表达得淋漓尽致，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奠定了苏轼豪放词派的开创人的地位。“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词中渴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实现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的自我形象十分鲜明。
还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誉为“铁板铜琶”式的豪放之作，词中刻画了雄姿英发的青年将军的形象，酣畅淋漓地描绘了赤壁古战场雄奇壮丽的景色，使这首词呈现了豪放壮浪的风格。但壮丽的江山三千里，英雄美人，功业功名，与自己的斯人独憔悴，守拙黄州形成了巨大的人生落差和反拨，年近半百、华发苍颜还是一事无成。独独地对视着浮华空丽的若梦人生，无以寄雅抒怀。横槊赋诗也罢，酹酒江月也罢，词人抑郁沉闷，惨遭压抑，心情难以安宁平静从而悲歌嘶鸣。
此词由江山而人物，由今日而历史，由历史至现实，情绪上大起大落，豪放里潜孕着悲哀，清旷里深蕴着凝重。上片咏赤壁，下片怀周瑜，最后以自身感慨作结。起笔“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句高唱入云,气象之雄浑,心胸之开阔,分明展示出东坡超脱的心境。这种超脱既不是与世无争的归隐,也不是放弃报国大志的出世的消沉，其气势足与“黄河之水天上来”相侔，而且词境壮阔，在空间上与时间上都得到极度拓展。江山、历史、人物一齐涌出，以万古心胸引出怀古思绪。接着借“人道是”疑似之言，把江边故垒和周郎赤壁挂上了钩。“乱石穿空”一句正面写赤壁景色，惊心骇目。词中把眼前的乱山大江写得雄奇险峻，渲染出古战场的气氛和声势。对于周瑜，苏轼特别激赏他少年功名，英气勃勃。“小乔初嫁”看似闲笔，而且小乔初嫁周瑜在建安三年，远在赤壁之战前十年。特意插入这一句，更显得周瑜少年英俊，春风得意。词也因此豪放而不失风情，刚中有柔，与篇首“风流人物”相应。“羽扇纶巾”三句写周瑜的战功，也很特别。周瑜身为主将却并非兵戎相见，而是羽扇便服，谈笔风生。写战争一点不渲染士马金鼓的战争气氛，只着笔于周瑜的从容潇洒，指挥若定，这样写法更能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