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与变异:论包世臣书学思想的两面性
金 丹
[内容提要] 本文从激进的碑学锋芒和变异的帖学观念两个方面，论述清代书家包世臣的书学思想，他的书学思想中反映出改良意识，他一方面向往改革，倡导北碑；一方面对王羲之和帖学的崇尚在他心中仍然挥之不去，凸现出嘉道年间处于帖学与碑学交织时期书家复杂的思想特征。
[关键词] 包世臣、碑学、帖学、激进、变异
包世臣的理论成就，在书法史上的学术定位是清代碑学的完善与发展，是推崇北碑的关键性人物，但实际上他的书学思想不是简单的“推崇北碑”四字就能概括得了的，而是具有两面性，即激进的碑学锋芒和变异的帖学观念。包世臣的书论比较芜杂，《艺舟双楫·论书》不是一本体例完备的专著，而是他的自述、题跋、笔记、手札、传记、论书诗等的汇集。它不像阮元《南北书派论》的条理清晰，也不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体例完备，故要在通读他的各种论述后，才能将他的书学思想抽绎出来。他处在一个复杂的、各种文化思潮交融、帖学为主流碑学为潜流的时代背景下，因而他的思想中存在碑与帖的矛盾交织。
一、激进的碑学锋芒
（一）对北碑的再度挖掘与弘扬
应该说，从理论上对北碑进行梳理并大力倡导的是阮元，包世臣顺应了这种潮流，他虽然几乎不提阮元二字，但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在提倡北碑问题上，包世臣对于书史的意义要远逊于阮元。由于他生活的年代至咸丰年间，加上他本人学习北碑，又对北碑技法进行了详细的解说，故对后世写北碑的影响较大，这也是要给予说明的。他对北碑的观点和阮元一样，表现出激进的锋芒。本文在表述他对北碑的推崇的同时，对其挖掘过程中的论据略加评述，既肯定他在推崇北碑中的可取因素，也论其不能成立的一些观点。
包世臣对于北碑的论述较为集中的是在《历下笔谭》中，他推崇和涉及的北碑就有：《郑文公碑》、《刁惠公墓志》、《云峰山五言》、《经石峪》、《张公清颂》、《贾使君造像》、《魏灵藏造像》、《杨大眼造像》、《始平公造像》、《张猛龙碑》、《李仲璇碑》[1]、《敬显儁碑》[2]等。
他对一些北碑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 《刁惠公志》最茂密。
北魏书，《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张公清颂》、《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各造像为一种，皆出《孔羡》，具龙威虎震之规。[3]
真正、茂密、云鹤海鸥之态、龙威虎震之规，他对一些北碑的赞美可见一斑。他还认为：
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4]
北碑画势甚长，虽短如黍米，细如纤毫，而出入收放、俯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备具。起笔处顺入者无缺锋，逆入者无涨墨，每折必洁净，作点尤精深，是以雍容宽绰，无画不长。……若求之汇帖，即北宋枣本，不能传此神解，境无所触，识且不及，况云实证耶！[5]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6]
包世臣提出了北碑的审美：峻、涩、庄和、排宕、洁净、精深、自在、雍容宽绰等等。他还提出了北碑的渊源：“《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张公清颂》、《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各造像为一种，皆出《孔羡》??《李仲旋》、《敬显儁》别成一种，与右军致相近，在永师《千文》之右，或出卫瓘而无可证验。”[7]他的来源是否正确有待进一步详考，篆分遗意是包世臣之所以提倡北碑的一个重要理由。朱大可总结了包世臣、康有为提倡魏碑的四条理由：一、魏碑能传蔡卫。二、魏碑能备诸美。三、魏碑能开唐法。四、魏碑能得原搨。[8]朱大可一一驳之。包世臣论“魏碑能传蔡卫”说，康有为、朱大可均已驳之，包世臣《论书十二绝句》云：“中郎派别有锺梁，茂密雄强正雁行。”又云：“《吕望》翩仙接《乙瑛》，峻严《孔羡》毓《任城》。”在《历下笔谭》中又认为：“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孙夫人。”康有为对他的这种溯源表示反对：“论者乃谓中郎派别锺、梁，实非确论。考元常之得蔡法，掘韦诞冢后而得之。韦诞师邯郸淳，卫敬侯还淳古文，淳不能自别，则卫笔无异诞师。元常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