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二）宏观调控与微观基础调整相结合-
政府的过度干预会破坏经济内在调节机制，易使经济走向另一个极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相互转化过程证明了这一原理。前文对日本及中国通货紧缩的研究表明微观基础可以使通货紧缩自我加强，从而加剧通缩程度。因此宏观政策的制定必须兼顾微观基础的调整，才能有效治理通货紧缩。当出现通货紧缩和经济下滑时，宏观调控应采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微观基础调整则采用放松市场管制、打破行业垄断、引入竞争机制、进行产权改革、鼓励制度及技术创新等手段。前者可以起到迅速熨平经济波动、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可能会扭曲市场机制，破坏经济自我调节的功能；后者可以完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增强经济自我修复能力，但调整难度大、见效慢，是一项长期目标，二者应结合运用，相辅相成。
（三）治理通缩应以财政政策为主
通过回顾世界历史上典型的通货紧缩案例以及本次中国通货紧缩的治理历程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治理通货紧缩，其主要原因在于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不对称性，因此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应侧重运用财政政策，特别是应对中国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产生的根源不同，前者产生的根源是流动性过剩，而后者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在治理通胀时同等力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效果要明显大于通缩。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影响总需求，不对称性程度显著小于货币政策，治理通缩的效果明显。
（四）采用综合型政策治理通缩
中国经济运行格局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通货紧缩的特殊性，因此治理通缩不应简单停留在总量调控层面上，更应注重调整经济结构，解决经济社会制度的深层次问题。除来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外，治理通货紧缩需要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和协调，如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增加有效供给以培育新的消费投资热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减轻居民储蓄倾向，增加即期消费；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信贷支持，刺激民间投资；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缓解国内商品过剩及就业压力，等等。
第二节 中国应对通胀预期的政策建议
历史经验分析证明，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总是不断交替出现的，两者仅一步之遥。当前经济处于通货紧缩压力消退而通胀预期逐渐增强的后危机时代，把握有利时机管理好通胀预期，防止发生通货膨胀是推动中国经济全面复苏和平稳增长的关键。
一、通胀预期的现状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下滑，政府从2008年11月起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计划，包括4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同时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新增了9.59万亿的银行贷款。强大的政策调控形成巨大的需求，使中国经济在2009年底成功走出了通缩阴影，GDP增长率实现“V”型回升，实体经济强劲反弹。与此同时物价水平开始回升，资产价格不断膨胀，通胀预期开始增强，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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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现现实的通货膨胀。中国CPI指数在2009年11月结束了长达9个月的负增长后大幅上升至12月的1.7%，之后一路上扬，物价回暖趋势明显；PPI指数从2009年12月开始由负转正，并在2010年1月上升了4.3%，超过同期CPI增幅，表明经济中积累了一定的通胀压力；资产价格迅速膨胀，2009年股票平均价格增幅近1倍。房地产市场开始复苏，出现价量齐涨的局面，房价屡创新高，许多地区的房价已经超过2007年经济过热时期的最高值；此外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资源价格改革进程深入以及气候因素影响，农产品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趋势显著。
二、应对通胀预期的政策建议
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空间有限、国内普遍存在产能过剩、出口规模尚未全面恢复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不断微调的大环境下，当前中国经济并未出现明显的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正处于经济企稳回升，通缩压力消退而通胀压力尚在预期中的后危机时代。在此阶段中，政府应选择适当的政策组合，有效管理通胀预期，防止其自我实现转化为现实的通胀，并利用当前有利时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解决深层次体制问题，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方面协调好经济稳定与结构调整的关系。
（一）短期政策组合
针对第三章阐述的日本在1997年过早实施紧缩性政策而导致其至今难以走出通货紧缩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前中国经济全面复苏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市场自我循环动力不足的现状，在短期内仍应保持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基调，牢固经济复苏基础，但应相机进行微调。
1、审时度势，微调货币政策结构。为控制当前日益强烈的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应从2009年侧重“宽松”转向为“适度宽松”。一方面仍要保持合理充足的货币供应量，以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另一方面要灵活运用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吸收过剩的流动性，避免通胀压力过度积累。同时应调整信贷结构，充分发挥“窗口指导”的作用，坚持有保有压的原则，严格控制信贷流向产能过剩、“两高一低”行业及房市股市，积极鼓励信贷流向农业、低碳产业，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海外并购投资、国内企业兼并重组等领域，以支持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
2、多管齐下，遏制房价过度上涨。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金融体系内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当前高涨的房价一方面加大了居民住房难题，不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加剧金融风险，因此应综合运用各项措施遏制房价过度上涨。应实施差别信贷政策，严格执行购房信贷的审查程序，对普通居民的合理购房需求提供低首付、低利率的优惠政策，而对投机炒房需求则应大幅提高首付比例和利率，以此加大投机成本，遏制投机行为；应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增加经济适用房的供给，缓解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有关部门和媒体应积极倡导科学的购房理念，引导居民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及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购房消费，减少非理性购房行为。
3、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启动民间投资。健康活跃的民间投资是经济真正复苏的标志，是扩大就业和刺激消费的根本途径之一。民间投资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应采取以下措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减轻中小企业财税负担，降低相关税率，允许暂缓交纳部分税费以缓解其资金压力；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给予优惠的信贷利率；大力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相配套的中小金融机构,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合理配置资源；为中小企业吸纳就业提供补贴，如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充分调动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中的积极性；放开国家垄断行业限入门槛，提升民间投资空间；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保持出口增长；对发展潜力较大，但暂时经营不善的出口企业应增加信贷投放力度，鼓励各大金融机构对其提供融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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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并协助企业扩大产品销售渠道；大力发展出口信贷业务，创新融资担保方式，提高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小企业中的普及率，以缓解其融资压力，降低出口风险；通过加大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境外投资力度来扩充国际贸易渠道，积极拓展新兴出口市场；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支持，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优化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结构，减少贸易摩擦；为出口企业提供相关贸易国法律法规、环保安全标准及产业贸易政策的咨询和教育服务，防止发生贸易纠纷，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二）中长期政策组合
从中长期来看，应当适时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解决经济内部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
1、削减过剩产能，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中国产能过剩矛盾突出，近年来投资的过快增长不仅使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部分新兴产业也存在重复建设的风险。在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下，地方政府盲目投资的势头再次升温。此外，中国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节能减排成为当前的迫切要求，这也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应充分运用经济手段，结合行政、法律等措施，推动落后产能退出，优化产品结构，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如调整信贷结构，严格控制对“两高一低”行业的贷款，加大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兴行业的信贷、财税支持，从而引导企业调整投资方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对行业内企业进行并购重组，实现规模经济和资源优势互补，提高产业集中度，充分发挥集群优势；在产业链中，对上下游企业进行优化整合，以提高生产效率，压缩产品成本。
2、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内需。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缓慢而曲折，中国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外需萎缩的压力，因此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居民消费需求做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居民消费的扩张一直是难点，当前刺激居民消费的主要手段是财政补贴和政府投资等外力作用，消费增长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因此应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的内生动力。在初次分配领域,应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鼓励企业在保证效益的前提下增加职工的劳动性收入；加强对不同地区和行业工资水平的管理，使之科学化、规范化，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并使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让居民共享社会财富的增加；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在再分配领域，应增加对低收入者的税费减免、转移支付等公共财政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保水平及覆盖范围，切实改善民生。在资本分配领域，应扩大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渠道，如通过职工持股、股权激励等形式提高职工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比重，防止社会财富在积累过程中过度集中于少数群体，从根本上扭转两极分化扩大的趋势。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医疗、住房、教育体制，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减少储蓄倾向，扩大即期消费。
3、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应加强对短期外资流动、人民币汇率变化及外汇储备的监测，做好金融体系风险管理及预警工作，保障金融安全；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运用汇率、利率等工具适时干预货币、资本和外汇市场，在稳定国内物价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适度浮动，以满足经济、贸易发展需要，减少汇率波动对出口行业造成的风险，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要保持国内物价稳定，警惕人民币升值预期对增强国内通胀压力的不利影响。坚决抵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制造输入性通货膨胀，掠夺我国财富，从而转嫁其国内经济危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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