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与农民收入的增加(3)

　　2、难解的结--政策制度制约。很多地方政府往往从政治收益最大化角度代表城市市民集团利益方面考虑问题，对农民市实行排斥和抑制的政策，鼓励和支持政策的少，对农民市民化存在着重堵轻疏，重管理轻服务，重义务轻权益，重城市就业轻民工安排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热情引导，影响农民市民化进程。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刚性户籍管理制度；二是农村土地制度。现行的刚性户籍管理制度及其衍生的劳动用工制度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成为当前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保体系的头号障碍。长期以来，户口就像一杆无形的标尺将人们划分为有权利差别的不同社会群体，而农民则处于等级阶梯的最底层。这道城乡居民无法逾越的鸿沟，使得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平等的财产权、休息权、教育权、劳动权、社会福利保障权等等，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无法保障。可以说，农民工虽然进了城门，却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其身份归属依旧是农民。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民市民化也是一种明显的限制，影响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影响了农民市民化的推进步伐。承包的小块土地成为了农民离不开的"根"，在城市社会保障又覆盖不了进城农民的情况下，进城农民不得不"三思而行"。  
　　3、难以解脱的困境--素质制约。[5]前我国农民的整体文化知识和能力素质不高，转移能力弱，进城后就业竞争力低，影响农民市民化。农民能否变市民，"乡下人"能否成为"城里人"，还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知识和能力的整体素质状况。事实证明，进城农民的整体素质是取得市民资格的重要条件，决定着由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成功率。整体素质高的农民，进城后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容易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又容易融入市民社会，得到市民认同，容易取得市民资格。许多调查显示，现进城农民，年龄一般低于劳动人口的平均水平，绝大部分集中在20-35岁之间，受教育的程度也高于农村平均水平，大多数为初中以上。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在其家乡处于中上等水平，这也充分说明了农民的整体素质对进城就业乃至最终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性。农民的整体素质是确保其在城市长久安身立业的本钱，农民整体素质越高，进入城市就业机会越多，成为市民可能性越大。  
　　4、难绕的坎--信息制约。及时、准确、有效地获取、了解处理中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动态，全国各地的就业情况和信息，这样可以合理安排农民自己的行程，能更好地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岗位，确保农民向城市流向正确，从而由农民变市民的重要前提。但由于分散落后的农村信息闭塞，加之个体农民所处地位的局限性，很难得到及时可靠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盲目流动的结果，当然无助于实现农民市民化。从目前农民流向和流动的地区分布看，比重最大的一部分是向本省范围内的城市流动，通常占转移农民的50%以上，原因就在于农民得不到进行跨省流动的有效信息。目前跨省市流动寻找就业机会，其信息的获取几乎全部靠亲戚、朋友和同乡等社会网络的帮助。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人口跨区域迁移甚少，所以跨越省界之后，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就大大减少，信息不灵就在所难免了。这种信息障碍，致使农民不清楚各地城市劳动力供求情况，不知道向什么城市流动有效，不知道如何获得城市就业机会，更不知道如何推荐自己。  
　　三、促进农民市民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1、转变观念，走出认识误区，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6]目前，全社会对农民市民化还存在着种种陈旧观念和错误认识。认为农民进城是抢了城市人的饭碗，农民进城后会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紧张，会带来社会混乱。有一些地方为此对进城农民采取清、赶、堵的办法，甚至通过定期或木定期的收容遣返、市容整顿等方式，减少外来人口。因此，必须通过政府文件、党报党刊以及电视、电台等各种途径，大力开展宣传教育，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加快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对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应当广为宣传。当前，城市中的失业增加并不是农民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能力过剩，产品没有市场。过多的农民滞留农业，不仅农民没有其他就业机会，收入下降，形成了农村市场增长缓慢，相对萎缩，城市工业品销售困难。只有通开城乡，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才可能加强劳动力市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民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为城市工业品开辟广阔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