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工人阶级的泛化与分化，还在意识上使得传统理念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直接感受产生差距。对于改革开放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兴阶层与群体，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等，显然难以使他们对传统产业工人形象产生共鸣，更难让他们承认与农民工群体属于同一社会组分。因此，工人阶级的分化，不仅体现在职业结构和经济地位上，更体现在意识分化上，彼此间难以形成认同感，使得当前的工人阶级成为“不确定”的阶级。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整合工人阶级价值观念，重建工人阶级“共同意识”。
关注工人阶级中的困难群体
中国工人阶级60年来的演变历程，伴随着社会价值分配格局的不断调整、变迁，阵痛不可避免，对于当前出现的工人阶级中的一些困难群体，需要格外关注。
关注一：进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与社会保障问题
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都存在着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的特定发展阶段。但中国这样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其实，中国工人阶级在最初形成时，其成员绝大部分就来自破产的农民。只是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我国建立起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才人为割裂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向工人的转化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招工”方式实现的。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方式，没有出现所谓的“农民工”现象。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转轨时期，进城的农民工大批涌入产业工人队伍，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主要是通过市场的手段和方式实现的，但同时被刻上深深的制度安排烙印。他们的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在现有的户籍管理体制中举步维艰，成为城镇生活中的边缘群体，过着候鸟式的生活。
由于身份的限制，农民工往往不能享受到正常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苦、脏、累、险”行业，他们工作条件苦，收入水平低，居住环境差，未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像城镇职工一样平等地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据统计，目前在城市就业的约1.4亿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有劳动关系的只有7000多万人。截至2008年底,全国只有2400多万农民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4200多万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4900多万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1500多万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同时，他们还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学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另外，他们常常被看作城市社会的异己力量，被当作治安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如何进一步打破农民进城务工的制度障碍，使得农民工融入正常工人阶级队伍，是一个不容回避、必须破解的难题。
关注二：国企下岗职工生活问题
这部分工人主要是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他们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作为我国传统工人阶级的主体，一度被称为“老大哥”。他们曾经拥有优越的政治身份地位，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
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人口问题造成我国劳动力过剩，使得在改革以前就存在着隐性失业。不过改革前，国家采取了“低工资，高就业”、“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保障性安置就业措施，把显性的过剩劳动力转化为隐性的过剩劳动力。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国有企业三项制度的改革，计划体制内的国有、集体企业的工人与企业的劳动关系逐步脱离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转型，使得这种隐性的失业逐步显现化。当时还不叫“下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职”，有的地方叫“厂内待业”，有的叫“放长假”、“两不找”，等等。90年代中后期，下岗职工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凸显，并且引起社会各方面普通的广泛关注。下岗职工问题集中在这个时期出现，是我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从根本上说，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国企改革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