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外延：农民工阶层兴起
农民工是指农民户籍身份还未能得以转换，而又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被雇佣群体。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工开始涌现。在2003年举行的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农民工大体可被分为两类：一是离土离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服务行业劳动；二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在本乡本村的乡镇企业或在附近城镇的工厂、商店、机关劳动。从劳动关系上讲，这两种农民工都应该属于工人阶级。
可以说，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近期正式公布的数据,我国农民工总数约为2.3亿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1.2亿。其中，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接近80%；在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农民工占到52%以上。加起来，二、三产业的农民工已经有8300万之多。
当代的农民工与以往来自农民的工人有很大不同：首先，它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它不但是对工人阶级队伍的大量补充，也是对现有产业工人的有力冲击；其次，与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进入工人队伍的过程不同，这次基本上是自发的，而且其主要流向是合资、外资、私营企业，成为典型的雇佣工人；再次，农民工享受不到城镇国有企业工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近30年的泛化与分化
以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为一元化的阶级划分标准，从理论上为工人阶级内涵泛化提供了依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晚年时期，已经出现了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趋势，分工在扩大，协作在加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并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相应地，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不仅包括工厂工人，也包括工厂以外的在其他领域从事“协作性质”的“共同劳动”的人员；不仅包括普通工人，也包括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总之，一切从事或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者都属于工人阶级。
因此，理论上对工人阶级的泛化进行解读并不难。比如，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生产工人将愈来愈少，非生产工人即技术工人和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会愈来愈多。工人阶级除了要直接生产有形的产品，还要生产无形的“生产条件”，即为生产提供技术、管理和服务等。这样，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传统蓝领工人，还包括那些生产“生产条件”的科研人员与组织者等，称之为“新工人阶级”。
对工人阶级的泛化理解，也同样适用于改革开放30年中出现的多种新兴社会结构成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步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大批乡镇企业职工、进城农民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和新兴产业职工源源不断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
根据2008年度的国家统计年鉴，2007年城镇就业人员29350万，其中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分别占6424万人、718万人，只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不到1/4，其余超过3/4的就业分布在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同时，乡镇企业和乡村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分别达到15090万、2672万。这些就业人员绝大多数都属于泛化工人阶级的范围。
同时，工人阶级内涵的泛化，并不能掩盖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并真真切切地体现在转型社会中的每个角落。有学者采用最经典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综合标准，把泛化的工人阶级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层次：管理者为上层，由党政干部、高层经营管理者、高级专业人员构成；专业技术人员为上中层，由拥有高新技术的人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构成；产业工人为中层，由国企、集体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构成；一些特殊工人为下层，由失业下岗职工、失业工人和城市外来农民工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