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4)

　　误区四：把“全面”、“协调”、“统筹”看成是走“均衡”之路
　　中国理论界和政界过去存在一种看待发展的错误逻辑，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均衡-不均衡-均衡”这样反复的发展道路，因此，现在提出“全面”、“协调”、“五个统筹”的理念，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不协调进行调整，就是回到了“均衡”之路。
　　实际上，“均衡”与“不均衡”永远都不是分阶段存在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中央的“科学发展观”显然不是要求先发达的城镇停止发展，等着中国农村的发展，不是要求东部地区暂停发展，等着中西部地区一起“均衡”发展，而是纠正过去一味追求GDP为准、一心发展城市的思路，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按照系统发展的要求，保持科学的比例关系发展，从而达到一个最佳的发展效果。
　　树立正确政绩观
　　从理论上分析，“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就是高级形态和低级形态发展要求的统一，其出路在于十六大所提出的“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小、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但从实践来看，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意识来对待和解决当前中国低级形态发展中的问题，还必须直面几大阻力因素。第一是人的因素，目前在中国农村，15岁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受到过大专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总体上人的素质不高，人的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第二是生产力本身的限制，因为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而科学发展也意味着发展过程中的选择甚至放弃，需要我们正确看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三是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在“三农”问题、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公共领域建设问题、弱势群体扶持问题、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上，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有这些都会对实际发展过程中贯彻科学发展理念形成阻力。
　　而最大的阻力，还是各级领导的“政绩观”问题。在浙江台州路桥区的采访中，区委一位领导指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主体是作为引导者和领导者的政府，政府施政过程中有没有科学发展的理念是首要的。而这是由科学的、正确的‘政绩观’所决定的。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和大多数领导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意识强烈，追求政绩、创造政绩的愿望迫切，但要防止和克服一些领导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偏差，如自觉不自觉地更重视任期内经济增长的‘量’、形象变化的‘快’、对外影响的‘大’，而对基础性的工作热情不高、对事关长远的事用心不多、对见效慢的任务关注较少等等，那种在错误发展观的支配下干出的所谓‘政绩’，往往是不科学的、只注重眼前发展的。”
　　而如何使得干部的“政绩观”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适应呢？纠正不正确的“政绩观”，其主要决定因素恐怕还是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因此，民建浙江省委会办公室主任冯小贤认为：“当前需从速改革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不能只盯着GDP，投资增长等指标，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党政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这就是科学改革观的基本价值趋向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市场失灵’，保障社会适度公平，实现社会发展最大化(而不是资本利润最大化)，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以此来设置考核指标，尤其要增加那些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做而党、政官员不太愿意做的事，而对于那些官员很乐意去做的事，则一般不必考核，并参照联合国的人文发展系数的办法来判断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业绩。这是从较深层次上采取改革措施，促进我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进行科学的改革
　　实现科学发展新构想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过去发展理念、增长方式进行变革，尤其体现在中国在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系列改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