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现行哲学学科制度所“格式化”了的问题意识却意识不到现实生活迫切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在哲学研究中，“问题并不直接存在于对象之中，而是存在于研究对象的主体的意识之中”(13)，具体说，就是存在于哲学研究者有关自己研究所遵循的哲学范式的自觉意识中。正是规范着哲学研究的范式，决定着哪些现实问题注定要转变为或注定不会转变为哲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现行学科制度使中、西、马“三足鼎立”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现实形态，也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这三个拥有各自范式的哲学学科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所关注的哲学问题都是各二级学科面临的主要问题，却并不一定是当代中国迫切解决的哲学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观体系，所关注的哲学问题理所当然地是世界性的哲学问题，如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趋势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等；中国传统哲学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世界观体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是如何使自己融入现代文明，如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价值等；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最高，西方哲学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主要是现代化进程对当代人类提出的最新问题，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等等。问题在于，尽管国内思想界、学术界早就从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教育、哲学等方面论及“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也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但在中国哲学界有关方面和问题意识中，这个问题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不应成为主导当代中国哲学方向的哲学问题，以至二十多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了千余项哲学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学科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被纳入了学者的视野，却几乎没有一项正面探讨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的国家级课题。
由此，当代中国哲学在学科扩张与学术繁荣的同时，也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了，其现状为社会各方及哲学界自己也不能满意。有学者说，一个轻视哲学的民族不可能优秀。同样的道理，一种轻视自己社会责任的哲学也不可能优秀。而且，一个民族既不会无缘无故地轻视某种哲学，也完全有理由轻视那种轻视自己社会责任的哲学。
三未来方向
改革现行哲学学科制度与“构建中国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必然。
中华传统哲学论文范文 第六篇
一、对话的错位
小说开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不大平静”的养老堂，但伯夷是“最不留心闲事”的，“整天的坐在阶沿上晒太阳”。与伯夷的平淡态度构成强烈反差的是叔齐的热衷时事，他的一句“时局好像不大好！”即刻让小说的气氛严肃和紧张起来，然而一到伯夷处，小说的调子突然就被放慢。他“把手一摆”，先让慌张的叔齐坐下来，然后“才转过脸去看”，挤出一句“怎么了呀？”叔齐带来“好像这边就要动兵了”的消息，得到的却是伯夷的一句“我没有留心”，把叔齐带给读者的紧张感冲淡了。这样一紧一松和两人对时事的不对称态度构成了小说第一部分紧张和松弛节奏的变换，从中看出伯夷叔齐不同的处世哲学。
当两人谈到他们所信奉的“王道”时，叔齐认为“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伯夷给出的回答出人意料甚至有点驴唇不对马嘴——“近来的烙饼，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看来确也像要出事情”。在这里，伯夷用烙饼大小回答叔齐关于武王伐纣的事，以烙饼的大小推测时事的变幻，显然这一组对话是错位的，武王伐纣乃改朝换代之大事，而烙饼大小仅是填饱肚子的小事，如此的不对等关系以至于叔齐只“应了半声”。在天下兴亡面前，伯夷关注的是与己紧密相关的食物问题，烙饼大小是关系他生存的大事，国家兴亡也得屈从于此。此处看似滑稽的“烙饼”已经具有了隐喻色彩，不仅仅代表了保证人作为生命得以生存的一种物质存在，还象征着人类的生存问题。借助这组错位的对话，小说首次将信仰问题与生存问题相提并论，并且已经通过伯夷的答话暗示了这一问题的不可忽略性。
在“仁义”、“王道”尽毁时，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传统知识分子依然要舍身就“义”，保持自己的高风亮节，两人遂出走养老堂。值得注意的是，在出走之前，他们商量的是“吃什么”的问题，临走前还不忘带上养老堂的烙饼。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打算不食周粟，出走华山，本是一件伟大而悲壮的事，但是烙饼一出，人生信仰的崇高马上消解在看似无足轻重的食物上。将“吃饭穿衣”的小事与“家国人伦”的大事相提并论，隐含着一种对“食物”这种基本的生存需求置前，而将家国大事藉由延宕产生价值异位的意味。
二、身份的错位
伯夷叔齐来到华山时路遇五个彪形大汉，他们呈一字排开，拦住了伯夷叔齐的去路，但又“一同恭敬的点头”，并且大声吆喝“老先生，您好哇！”俨然一副儒者书生毕恭毕敬的`模样。如此行为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强盗身份，这就在小说中构成了一组身份的错位。
小说中还有另一个人物的言语跟她的身份不合，那就是阿金姐。她是小丙君府上的丫头，按理来说文化水平不高，可她却在伯夷叔齐面前“大义凛然的斩钉截铁的”说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这一番话说得伯夷叔齐直发昏，一个普通丫头怎会有这样大的威力？
但必须明确的是，舆论并非造成伯夷叔齐死亡的直接原因，表面上伯夷叔齐是死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带来的思想矛盾，但实则即使没有阿金姐的这一番落井下石，他们依然难逃悲剧结局。阿金姐用“偷来”的话直指伯夷叔齐思想的漏洞，只是加速了他们的死亡。小说早已几次强调薇菜渐渐采完，这就预示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愈来愈艰难，精神追求若没有物质基础作为支撑终将走向破滅。
三、价值的错位
“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首阳村第一等高人小丙君如此评价伯夷叔齐的“义不食周粟”。就算是首阳村的其他村民去拜访伯夷叔齐也不过是出于好奇、跟风的心态，并非真心仰慕他们的德行。伯夷叔齐视为人生价值之所在，在民众看来却是矛盾体，显然双方在价值观上是不统一的。
中华传统哲学论文范文 第七篇
“一句‘述而不作’，成为孔子一生治学特点的权威概括，也演化为某种扎实、不尚空言却也带有保守、无创新意向的学术风格”，后来却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根据孔子的记述，殷朝时代就已经有了一位“好述古事”的老彭，孔子为什么要“述而不作”呢？我们根据历史记载和《论语》中的相关言语，还是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答案的。
先秦时期乃至后世，人们一向都不太重视立言，人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道德和事功，《左转·襄公二十四年》记载穆叔与范宣子的一段对话，穆叔对范宣子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三不朽”中，“立言”只是没有办法的最后选择，人们首先选择的是要向古圣贤学习，以道德垂范后世。孔子也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为什么要畏圣人之言呢？就是因为圣人们的道德之高和事功之大，让后代的人觉得他们的言语也是值得敬畏的。
孔子在不得志的时候广招门徒，史书记载孔门弟子有三千多人，身通六艺者就有七十二人之多，那么孔子以什么来教弟子呢？孔子自己编撰教材来传授弟子，他所编写的《诗》、《书》、《礼》、《乐》和《春秋》，都不是自己的独创，而是古已有之的，他只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取舍而已。例如，《春秋》是他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的，《诗》本来有三千多首，经他删定后存了三百零五篇。“古诗者三千余篇，至及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皆孔子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作为一个博学多识的人，为什么自己不独创呢？因为在他看来，先王之道已经很完备了，只要把先王的言论传达出来就行了，只是当时世道混乱，“礼坏乐崩”，本来已有的先王之道被人们忘记了，因此他才会去重新整理先王的典籍来教授弟子，好传述先王之道。孔子和子贡曾经有过一段对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不想多说，只是为了教授弟子才去说那么多话。在孔子生前，他并没有自己的专著，《论语》只是在他死后，他的弟子为其编撰的。
孔子不注重言还与他的教学思想有关。孔子教授弟子，希望弟子学成后对社会有所贡献，他更多地是从修身即道德方面来教弟子。“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他看来，只要道德修好了，学不学文都无关紧要，只是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才去学文。从他对学《诗》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学《诗》的目的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兴、观、群、怨”也好，事君事父也好，都要比“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重要。孔子还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更可以看出他“学以致用”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学那么多的诗而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应用，学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之后，相传子夏传经，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都是来传述先王和孔子的思想。孟子也是在和孔子一样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道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子在几次的政治沉浮之后，晚年也是在兰陵著书立说，他对为什么要学先王之言作了概述：“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先王之言已经无所不包，只要学得先王之言，就可以通行于天下。可以说荀子的思想与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一脉相承的。
但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后世的情况与前代已经很不相同了，古先圣贤的言论似乎已经不能包罗一切了，怎么办呢？于是后世的人们不断地推出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从“十三经”的确立便可以看出古人的思路。孔子时代，并没有自封为圣人，《论语》成书后也没有很快成为经典，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才将《论语》连同《孝经》一起列为经典，才有“七经”说，唐代又发展为“九经”，宋代有“十二经”，将《孟子》列入经典后，便有了“十三经”之说。有了这些经典之后，历代的儒生们便有了“述而不作”的条件和依据。他们只要去注释经典即可，明明有自己的想法，一般也不敢任意去表达，只是在注释的时候才阐发出自己的思想。注释的方式也五花八门，先是前代人的注，可时间久了，前代人对经典的“注”后代人看不懂了，于是后代人便去再注释前代人的“注”，这便是“疏”，经历代人的努力，便有了“十三经注疏”。可以说，在几千年的时间中，“我注六经”一直成为中国人著书的一个传统，这也是由孔子的“述而不作”演变而来的。中国古代，经学的繁盛也与孔子的“述而不作”有关，既然儒家的祖师爷孔子都这么做了，后世的人还有谁敢不去照办呢？只有那些离经叛道的人才转向文学的创作，转向诗词歌赋和小说的写作，那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述而不作”作为一种学术风格或方法论，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借鉴它，学以致用，注重实效；另一方面，对前人的理论、学说进行解释和说明，本是个人的学术自由，可是如果学术界普遍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对我们的学术进步、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不利的。因为这不利于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和激情，不利于解放人、开发人。
中华传统哲学论文范文 第八篇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人类历史上规定了我国文化的特质，塑造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风貌。中国古代哲学萌芽于殷周，两周初年的《尚书·洪范》就提出五行学说，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作为构成世界最基本的事物。包括：人生观、价值观、本体论等。本文通过对儒家、道家等的价值观善美义利的分析，来揭示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蕴及其思想魅力。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韵昧——价值观
讨论一个问题，首先就是要理解问题的含义。在目前所发表的文献中，对“人的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的。解决问题首要的就是明确问题，让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人的价值。价值是近代出现的名词，在古代中国有一个与价值意义相当的词是“贵”。关于人的价值这个概念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含义：人的类价值或称人的生存的价值。人活着必须要有追求，如果没有追求，没有理想，没有目标，将会迷失自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我们必须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的生存价值，等于他为促进与实现人类个体、群体、整体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发展，或者说等于他为多少人的生存发展，创造和提供了多少有利条件这一客观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