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可弃矣。”史伯认为“和”就是“以他平他”，用现代哲学话语来解释史伯所说的“和”就是指不同元素共时存在的均衡状态，是多样性和矛盾的统一。xxx
由上可见，和，乃不同之和。世上事物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有的一物多体，有的一体多物，有的异质同构，有的异构同质。正是事物纷繁复杂的多样性，构成了五光十色、气象万千而又和谐统一的大干世界。统一是多样基础上的统一，多样是蕴含着同一、体现着统一的多样。如果是完全相同的事物在一起，那就不是和，而是“合”了。因此，这个思想体现了哲学多样的统一的理念。
3．“中和”思想体现了事物度的哲学方法。在儒家文化中，“和”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概念，而是与“中”“同”并行而、密不可分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又多表述为“中”以及“中庸”、“中和”、“中道”等概念，“和”与“中”密不可分。实现“和”的理想，最根本的途径是“持中”。“中”的主要内涵是“度”，朱熹《论语集注》注云：“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就是说，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定的标准；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过”；只有“无过无不及”，能实现原有的目的。子思作《中庸》篇，第一次将“中”与“和”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哲学概念，提“中和”之命题：“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须容纳多种因素，但这多种因素不是随便凑在一起的就有“和”的局面，而是必须坚持一定的配比关系，等级差别，符合～定的度和量，无过无不及，才能达到“和”。所谓“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符合一定的关系准则，做到恰到好处，不偏不依，恰如其分，无过无不及，才是和，和必守中。所以一切处置恰当、恰到好处，是“和”的应有之义，体现了哲学中“度”的方法论原则。
4．“和”体现了事物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宇宙是一个和的世界，它体现一个生成的发展过程xxx说：“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宇宙万物的“和”的内部，都是包含冲突和斗争的。事物发展总是包含和谐与斗争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各有其意义和作用。事物内部的斗争促使事物变化、发展，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而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是“和”；和的破坏，是旧事物死亡的标志；一旦和被破坏，事物也就死亡，新事物就产生。世界之所以呈现五彩缤纷、丰富多样是囚为宇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的一个过程。
因此，和谐是一个过程，“和而不谐”甚至“对抗冲突”只是走向“和谐”的必要过程。
二、传统和谐哲学思想的现实启示
传统和谐思想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不仅闪烁着东方式的哲学智慧，显示出独特的理论价值，而且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卒_卜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并为丰_卜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极富价值的重要启示。
1．和而不同，尊重差别，承认矛盾。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囚素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围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观念相互激荡，新事物、新观点、新问题层出不穷，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变迁之中。怎样处理好这一阶段出现的一些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如何协调好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和”仍然是关键。“和”并不是回避矛盾，它以认可“不同”为前提，“不同”本身就是差异，就是矛盾。在我国现阶段，“不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正是有了这些不同，才使我国社会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和”就是在承认不同，承认差异，承认矛盾的前提下去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诸多要素的关系，使之由“不同”达到“同”，也就是达到和谐。xxx
2．求同存异，用辩证的思维方法解决矛盾。“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即任何对立的两个方面，既有差别性、排斥性、反对性、否定性，又有相互依存性、包含I生、一致性、合作性。在处理矛盾时坚持寻求共同基础、保留意见分歧、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求同”就是寻找共同思想、共同要求、共同利益，是构建和谐的基础；“存异”就是保留不同观点、不同主张、不同利益，是构建和谐的条件。“和谐”并非指万物归于一律，而是正视差异、承认差异、尊重差异，求得社会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相济而伴生。“求同存异”原则既体现了同中有异，同时又包含异中有同；既要求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又要求在对立中把握同一。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形式、方式和模式。自然有自己的生存方式、社会有自己的选择发展道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动方式；各个民族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等。对此，必须建立和谐意识。现代“求同存异”原则既要求做到“同中有异”，又要求做到“异中有同”，尤其强调在对立中把握同一。不能惟我独优、惟我独尊。要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自然、社会、他人，按适合各自特性的生存方式、模式确立各自的发展道路，选择各自的制度，彼此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他立才能己立。只有这样，世界的丰富多样性，才能发展为多样、多元的文化交流、文化互补，发展为更加丰富多彩的多样性的世界、社会和人生。
3．善用中和中庸之道，化解社会矛盾。当前，我国正面临改革的关键期和矛盾的凸显期，矛盾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特点，特别是不同阶层、群体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利益矛盾的加大。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激化矛盾，甚至破坏整个社会的团结与和谐。因此，必须以高度的辩证思维智慧，学会善于运用民族的中和中庸之道，统筹兼顾，互利双赢，注意把握事物的“度”，处理好社会发展中方方面面的关系。中庸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分，“过犹不及”。“中”，要求事物出现一个平衡状态，但它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即在处理事情时，坚持公正原则，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坚决反对拉帮结派，任人唯亲。这有助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就是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当前，处理矛盾时尤其要注重社会公平，以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安定团结，创造和谐相处气氛，促进全社会共同发展。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4．共生共荣，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和谐是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体现着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和谐的本质在于协调事物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促成最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状态。我国目前存在的诸多社会矛盾，解决起来难度都很大。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既要发展对外贸易，又要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既要解决国内矛盾，又要处理好国际关系；既要处理好人与自然，还要处理好人与社会等。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面对这些矛盾只要大家有共生共荣、共荣共富的意识，这些矛盾都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充满了竞争，但这个竞争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一种合作。现代人更关注的是合作性战略，怎样在对立中把握同一，怎样把“对手”关系变成“朋友”关系“伙伴”关系，即通过共立关系，实现互惠互利，促进“双赢”，在复杂的情境中协调、平衡、和谐，以达到共生共荣、共荣共富的目的。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和谐是一个过程，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只是我们走向和谐的一个阶段，人们总是从不协调走向协调，从不和谐走向和谐，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依靠一代又一代人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才能到达和谐。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日趋和谐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中华传统哲学论文范文 第五篇
一学科制度
学科制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首要问题，即现行学科制度中的一、二级学科划分不合理。哲学被纳入现代教育与社会分工，哲学研究成为一种职业而不再是学者的业余爱好，既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也使哲学的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科制度所左右。
一、二级学科划分应以学科知识的合理划分为依据。“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①。属于一级学科的知识应是学科知识体系中的“纲”，是有关学科理论核心的范式的知识；属于二级学科的知识是学科知识体系中的“目”，是学科范式所确定的各个不同研究方向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学科制度将知识生产与专业人才培养融为一体：一级学科提供作为学科理论核心的范式，将本学科所有研究人员凝聚为在同一范式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同时通过学科教育规训学术新人，为学术共同体输入新鲜血液，使学科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二级学科具体展开学科范式所确定的各个方向的研究工作，不断产出学科知识，扩展学科知识体系，同时也为学科范式的更新、发展创造条件。学科的基础教育是学习、掌握一级学科的知识，使学术新人具备在学科范式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学科的专业教育是学习、掌握各二级学科的知识，引导学术新人逐步进入学科前沿。
哲学学科建设的重点与难点在于确定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纲与目。哲学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即现存哲学知识形成于多种哲学范式——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各有其范式；而且“各个‘哲学体系—原则—范式’，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特的学说，他们之间互相不可替代”②。这样，一个国家的哲学学科建设的首要工作就是确定自己知识体系的纲与目，明确自己的哲学范式，使哲学学科基于一种哲学范式进行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而不能围绕多种哲学范式从事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因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哲学学科建设都是要推进本国或本民族的世界观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建设，而不是推进所有国家或民族的世界观的理论化、系统化建设。因此，哲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以适合于本国或本民族的哲学范式为哲学知识体系的“纲”，以该哲学范式所确定的各个研究方向为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目”，而其他哲学范式及相应知识则都被归结为有利于发展本国或本民族所需要的哲学知识体系的思想资源。例如，西方哲学传统范式有四个基本取向，即实在的性质是什么、知识是什么、思维的结构是什么和善是什么；西方国家的哲学学科通常也只设四个二级学科，即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和价值论③；西方国家哲学学科制度中没有“中国哲学”这个学科，并非西方哲学界看不起中国哲学，也并非西方哲学界不研究中国哲学，而是对其哲学学科建设来说，中国哲学是一种有益的思想资源，却不是其学科研究的主要方向。这就像中国的化学学科建设需要关注美国化学、英国化学在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研究方向所取得的进展，但不能将美国化学、英国化学同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同起来，一并列为化学学科的研究方向与二级学科。
二问题意识
不合理的学科制度将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格式化”为各个学科的问题意识，使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的现实需要。
当代中国迫切需要研究的哲学问题也是自古以来中国所固有的哲学问题，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中国文明是世界诸文明中罕见的非宗教性文明，艾森斯塔特称其为“专注于现世的文明”④。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却并非没有信仰，中国人不以上帝主宰的天国为自己精神的最终归宿却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的追问，不需要精神追求的最终归宿。两千多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以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即“人生与人心”问题为己任，以数千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人文伦理关系为依据，以“信”——人与言的统一体——为中介，通过生活中现有的、人们应当践行合乎自己身份的“言”的这一正当要求，很自然地确立中国文化特有的基本价值——家、国、仁、义、礼，创造性地“以道德代宗教”⑤，形成中国文明特有的信仰体系，即艾森斯塔特所说：“在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中，超越秩序与现存秩序之间的紧张是用相对世俗的术语表述出来的”⑥。所以，冯友兰先生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⑦；“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习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而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⑧；金岳霖先生强调：在中国，“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对于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⑨。现在，科学技术、思想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文明的非宗教性。据统计：20_年全球人口约62亿，其中宗教信仰人数约为48亿，占总人数的％；在中国的13亿人中，佛教、xxx教、xxx、基督教等各大宗教的信教者有1亿多人，其中基督教信奉者约5千万左右，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同时，“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⑩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广大民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还不能在自己现实生活中践行人类文明中最先进的共产主义信仰，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也还只能针对少数先进分子，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精英阶层，尤其是在中高级干部、中高级知识分子的阶层里，他们应该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工作的重点在这里。这些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是十分理想”(11)。毕竟，信仰并非只是单纯的、主观上的相信；有信仰，就意味着不仅确信而且在自己实现生活中实际践行自己所信仰的原则，即西美尔所说：“我如果说，我信仰上帝，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信仰与我坚信存在着以太、月球能够住人、人的本质永远不变等完全是两回事。这不仅是说，上帝的此在虽然不可确证，但我依然深信不疑；同时，也意味着……我把上帝当做生活的准绳”(12)。因此，无论当代中国哲学怎样理解哲学或哲学的使命，客观上已经被现实生活赋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职责，必须首先研究、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为亿万中国民众提供能够作为他们生活信条的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