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林权抵押,浙江省还积极创新,推进农村的“两权”抵押。农村的两权指的是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浙江省的城镇化水平一直在全国前列,农民的资产价值较高。全省的农民房价值高达3万多亿元。面对如此客可观的信贷资源,人民银行杭州支行及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积极展开“两权”抵押贷款,创新模式,促进农户贷款的积极性。比如乐清市为了更好服务农户创业,设计了30万元以下农村自建房无门槛贷款服务,减免了其他担保手续,农户只需抵押一次农房,就可以获得贷款,贷款还能循环使用。对于“两权抵押”中的关键、难点——抵押物的处置,浙江省也发挥地方特色,进行了创新。通过司法拍卖等方式,畅通了处置渠道。既让农户有房可住,又保证了贷款金融机构的权益。针对大额的资金需求,湖州市长兴县推出了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抵押贷款服务,农业专业合作社最高可贷款1000万元,贷款期限最高为10年。浙江省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两权”抵押的效果明显。到目前为止,浙江省已经发放了343亿元的贷款,受益的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数高达13.9万。这些“两权”抵押贷款大部分用于农业的生产活动,在支农惠农、振兴乡村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3.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把握住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新兴技术,打造出服务更加人性化、智能化的农村金融服务平台。同时,完善农村金融的融资渠道。努力推进各种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和企业、政府等合作。各金融机构还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紧跟当前农村、农业发展的新趋势,结合当地乡村的特点、农户的需求和机构自身的情况,开发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农村金融产品。此外,借助大数据处理手段,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加快推进便捷支付、小额信贷等金融服务的普及。
浙江省的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较偏远地区交通不发达,基础设施较差,也增加了偏远山区农户享受金融服务的成本。为了更好地服务农户,浙江省的涉农金融机构做出了许多尝试。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独创银行卡助农服务,设置大量服务点,方便农户存取款。此外,浙江省利用信息技术大省的优势,在农村推广电子支付的同时还扶持农村电商的发展,不断推进电子商务和农村金融的协同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利用电商平台数据,实现了小额贷款的网络申请与发放,极大方便了农户贷款。
4.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和振兴乡村的重要力量。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乡村贫困农户的补贴,利用创业担保贷款、农户小额信贷、康复扶贫贷款等优惠补贴政策,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丰富财政补贴农业的形式。统一政策标准,并规范具体的操作,完善资金补贴流程,防止投机取巧、骗取财政补贴情况的发生。尽量降低农户的金融风险。同时也要继续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有机协调农村金融和产业扶贫的发展。
浙江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推进担保体系的建设。20_年以来,政府一共拨款财政补偿金1.3亿元,出资37.4亿元成立政府担保公司,同时积极推动各级政府出资成立担保机构。这些担保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小微型企业、农户、农业生产、农村提供贷款担保服务。当前,浙江省的各县市都能提供政策性担保的服务。除了财政工具,浙江省政府还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助力农村金融发展。人民银行杭州支行多次提升央行的再贷款精准度和使用率,降低農村金融机构的成本。对重点的贫困地区,发放扶贫再贷款。同时执行定向降准和普惠降准的政策,增加涉农金融机构的资金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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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蔡兴,蔡海山,赵家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J/OL].当代经济管理:1-9[20_-03-20].
【篇五】关于乡村振兴的论文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然要求,然而乡村为谁而振兴?乡村靠谁而振兴?因此,人才振兴的意义重大。“新乡贤”的返场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通过对学界关于新乡贤的内涵和类型、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功能、主要困境、发展路径及实践经验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上扩展。
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振兴;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_.01.016
中共十九大报告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然要求。然而目前农村出现“虚空化”现象,涌现大量的“空心村”。没了人,乡村为谁而振兴?乡村靠谁而振兴?因此,人才振兴其意义特殊,其中新乡贤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
1基于中国知网检索数据的新乡贤研究
截至20_年10月17日,在中国知网上通过高级检索方式,以主题和篇名为检索条件,以“新乡贤”作为主题词,不设时间段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出文章510篇,其中报纸88篇、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30篇、期刊论文391篇(见表1)。就总体情况来看,“新乡贤”一词最早出现于20_年《绍兴晚报》的一篇报道中,20_年相关文献资料才逐渐涌现,并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见图1),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新乡贤”这一群体,起研究主要围绕新乡贤文化、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探讨新乡贤积极作用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见图2)。
2基于内容的新乡贤研究
2.1新乡贤的概念和内涵界定研究
众多学者多从历史维度对“新乡贤”这一概念的界定,即新乡贤脱胎于传统乡贤,其内涵来源于“乡贤”概念的演变。乡贤一词始于东汉,一般指德高望重的“乡邑贤达人士”。传统乡贤在“皇权不下县”的政治环境下承担着社会治理、风习教化、文明传承等作用。随着社会的变迁,现代社会的“新乡贤”一注入了新时代的元素,因此,重新界定“新乡贤”的内涵十分必要。胡鹏慧和高继波(20_)认为,在崭新的时代,有财富、知识、情怀和道德的人才,能够影响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并且愿意为之做出贡献。张欣文和高啸(20_)认为,当前新乡贤指的是那些利用自己的知识、人脉、财富、经验等资源参与农村建设的精英。他们在村民中威望很高,名声很好。他们可以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可能是少年时候离开家乡又回到家乡的思乡人。他们不仅是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力量,也是社会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彭瑞康,周婉婉,吴雪玲(20_)认为,新乡贤是一个具有一定才能,受人尊敬,心怀家乡的人,具有地域性、内生性、非正式、和先进性的特点。他们熟悉乡梓民情和时事动态,在建设家乡、教育村民、优化社会治理等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新乡贤和传统乡贤不同的是,在文化心理方面,他们继承了传统乡贤精神,又反映了新时代的特色。
2.2新乡贤类型划分的研究
学者认为,与传统的乡贤分类方式相比,新乡贤存在的空间范围更为广泛和更有动态性。高万芹(20_)认为,新乡贤不仅包括有钱人,党政干部,技术人才,企业家,专家学者等精英,还包括优秀的基层干部、農村教师,小家庭农场主,经纪人,农村手工业者,家庭权威,道德楷模,身边的好人等平民型新乡贤。张新文、高啸(20_)认为,新乡贤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乡土孕育型、告老还乡型、回报家乡型以及海外华侨型。孙迪亮、宋晓蓓(20_)认为新乡贤人可以分为两类,即“在场”的新乡贤和“不在场”的新乡贤。前者指的是来自农村的精英,扎根和服务于当地,并因品格,声誉和知识非凡而深得农民尊重的乡村精英;后者是指由于学习,职业,经商等原因而离开家乡的人,尽管他们长期不在农村居住,但仍然爱着热爱家乡的各行各业的精英。
2.3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效度、主要困境和发展路径研究
胡鹏辉、高继波(20_),新乡贤可以团结邻邦,在农村公共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道德整合利益,形成一套与农村发展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规范体系;该制度为村民自治提供了一套指导方针,为村民自治提供保障,促进村民自治的真正实现。但是,要注意“新乡贤治村”和“培育新乡贤”两种提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谨慎使用。夏伟(20_)指出新乡贤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的意义:新乡贤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是乡村社会善治的粘合剂、是乡村文化繁荣的助推器;新乡贤发挥作用要明确新乡贤的标准,培育新乡贤、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支持体系、完善参与机制、营造学习新乡贤的文化氛围。孙迪亮、宋晓蓓(20_)指出新乡贤通过乡村思想文化建设促进“乡风文明”,通过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确保“治理有效”,通过助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生活富裕”;黄爱教(20_)指出新乡贤“返场”受到半熟人社会、权力基础、道德多元化、社会治理基础等因素的阻碍,因此要推进城乡协同发展、合理定位新乡贤的角色、推进乡贤组织化建设发挥新乡贤的作用;付翠莲(20_)认为通过拓宽渠道,扩大新乡贤参与基层民主自治的制度方式,搭建平台,充分发挥新乡贤在协同治理中的帮、扶、带作用,创新机制,培育和探索“村两委+乡贤理事会”的新治理模式,重视“软治理”,鼓励和支持新乡贤发挥好乡土社会“解压阀”的作用;许欢科,滕俊磊(20_)指出乡村振兴中新乡贤培育存在的现实障碍有乡贤介入缺乏支持,新乡贤培育的动力不足,促进乡贤回归的制度规范缺失,乡村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相应的提出通过规范乡贤认定程序,引导新乡贤的介入,重视乡贤精神激励,增强乡贤培育动力,健全新乡贤回归的保障机制,培育乡村社会组织;吴蓉、施国庆、江天河(20_)指出“新乡贤作为现代化语境下乡贤的新表述,凭借自身的优势可合乎乡村治理的现实性需求、深化乡村治理的内生性基础、夯实乡村治理的经济性基础和传承乡村治理的历史性传统。但是,因制度规范的缺失与多元治理体系的不足、组织机构的缺位与治理主体认知的偏差、利益诉求的相左与民主协商层次的薄弱、治理理念的差异与文化娱乐追求的错位等成因,使得新乡贤治村面临自身与村委职能边界模糊、参与诉求与参与结果反差、自主性与体制约束性摩擦、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矛盾等现实困境。”因此,应制定规范化的制度机制与推动多元化的治理体系,建立本土化的组织机构和形塑正确化的认知理念,均衡合理化的利益诉求和推动长效化的民主协商,糅合多样化的文化追求和树立现代化的治理理念。?2.4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实践研究
学者根据东部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梳理其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祁红亭(20_)“以浙江省海宁市为研究对象,梳理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就利用好新乡贤资源助推乡村振兴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培育新乡贤群体,搭建参与平台,弘扬乡贤文化并妥善处理好几个关系。”钱再见和汪家焰(20_)基于江苏省L市G区在新乡贤阻力乡村振兴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其创新做法并指出“在新乡贤下乡的人才激励、人才安居、人才保障等一些关键问题上依然面临瓶颈约束。对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新乡贤人才政策扶持机制,构建新乡贤人才孵化机制,创新新乡贤人才使用机制,型塑新乡贤人才涵育机制,真正使新乡贤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支强劲力量。夏红莉(20_)基于安徽省泗县积极引导、鼓励、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形成了独特的新乡贤治理模式,分析其成功经验并指出存在部分新乡贤缺乏法律观念和政策观念、运行机制不够完善、部分村民和乡村干部存有抵触情绪的问题,最后提出对策。韦幼玲、刘海仁、史兵方(20_)基于广西百都乡农村新乡贤的调查,分析了“民族地区农村新乡贤具有的特质属性,指出可以通过深挖本土文化、创新人文教育内容以提升农村新乡贤的政治建设能力,通过加强技能教育培训以夯实农村新乡贤的经济建设能力。”
3对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研究述评
综上,学者通过对新乡贤的内涵、特征和类型及参与实践分析的基础上,在新乡贤推动乡村振兴的作用功能、面临的主要困境与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当前仍存在不足,笔者认为继续深化研究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