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政治化还表现为以政治手段干预科学争论。50年代李森科事件对我国整个生物界的影响是一个典型事例[14] 。
20世纪30年代，苏联遗传学界出现了李森科学派同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科学家之间的争论，在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直接干预下，这场争论后来发展为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批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苏联的这套做法被引入中国，出现了以行政手段支持李森科学派、压制另一派的情况，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在我国也被扣上了种种政治帽子。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科学家大都遭到批判。从1952年秋季开始，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停止讲授，明显地以摩尔根学派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工作也全部被迫停顿。在多数农业系统的院校和研究机构中，已有显著成就的杂交育种工作也被视为“摩尔根主义的碰运气的方法”而全部中断。
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艺术和科学的根本方针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会议使这种“一家独鸣”的局面有所改观。但此后不久，我国学术界又被卷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批判之中。当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受到重创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遗传学正在取得迅速发展。四十年代以后，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已越出动植物界，在微生物界也得到证实，从而打开了利用微生物研究遗传学的大门。生化遗传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个基因一个酶”的相对应关系已经得到公认。多年来寻找的基因的有机化学实体找到了答案，这就是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发现。1953年建立起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此后又掀起了探讨遗传密码的热潮。而由于李森科事件的影响，中国的遗传学乃至生物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上述事例表明，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方法直接干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只会破坏和干扰科学技术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党和政府在科技管理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尊重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给予科学研究必要的自由空间和充分的经费支持，并保持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21世纪人类正步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与发展战略。我国将在2010年前后，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显著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在科技规划中应做到统而不死、散而不乱，把宏观管理的重心始终放在提供有利于科研创新的社会保障条件上，加强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力度，增强科学技术基础与后劲，保证科学研究能力的持续与平衡发展。
Influence of Politic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omology in Modern China
Abstract: Since 20th centu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close.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economics and scie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ok strong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o control science.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ntomology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the paper dissects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s and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entomology; science and politics
注释
[1] 王华夫：《中国昆虫学文献综述》，北京：《中国昆虫学会1962年学术讨论会会刊》。第333页。
[2] 柳支英、陆宝麟主编：《医学昆虫学》，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7页。
[3] 195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1959年《人民手册》转载，大公报社，1959年9月。
[4] 柳支英：《新中国医学昆虫学的进展》，《昆虫学集刊》，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73页。
[5] 刘崇乐：昆虫学报的第一个十年。《昆虫学报》第10卷第1期，1960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