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行刑社会化的效益价值
效益的基本含义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取最大的有用效果。笔者认为，效益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即效率(efficiency)加收益(benefit)，效率是指事物过程的经济性、节省性；收益则是讲结果的有用性、利益性。效益是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法律对于人们的重要意义，应当是以其特有的权威性的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实现效益的极大化”。[17]
刑罚是一种重要的犯罪控制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有限的社会资源，刑罚的运行成本极为昂贵，监禁刑尤其如此。正如英国学者乔治·B·沃尔德曾经指出：在刑罚实践中，监禁刑作为最为普通的刑罚方法被普遍接受，但是监狱却是一个异常昂贵的机构——修建、维持和运作需要花费大量财富。[18]刑罚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为了保障刑罚的正常运行，而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和耗费，包括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等各个环节所发生的费用，这是一种有形的、物质性的成本，是可以用数学方法计量的；二是由于刑罚的运行而伴生的各种负作用，这是无形的、非物质性成本，如加剧罪犯同社会的对立情绪、狱内的交叉感染和非正式群体的形成、受刑人家属所受到的精神痛苦和物质损失，等等。如果刑罚权滥用或出现其他形式的非规范运作，还会导致冤及无辜、妨害公正、破坏法律的公信力等更为严重的后果。有鉴于此，刑罚的效益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一些刑法学论著中，刑罚的效益价值又表述为刑罚的经济性、节俭性或谦抑性。如陈兴良教授在其《刑法哲学》一书中，将谦抑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价值之一。谦抑一词本义指缩减或者压缩，引伸而言，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应当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19]
行刑效益是刑罚效益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行刑活动，刑罚的效益价值才由立法上的规范形态、裁判时的宣告形态演化为现实形态。可以说，刑罚的效益能否发挥、发挥到什么程度，行刑是关键因素，而行刑社会化是合理配置刑罚资源、促进刑罚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通过行刑社会化的实践，监禁刑的适用受到合理的限制，这使刑罚的运作成本有所降低，刑罚的负效应也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同时，社会公众的参与为行刑机构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巩固和提高行刑改造的效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论及行刑社会化的效益价值，不能不提到效益价值同公正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公正与效益的冲突与调谐，是古往今来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的主题和难题，是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家都在苦苦思索的重大课题。公正和效益都是法律的基本价值，如何协调好公正和效益的关系，是事关行刑社会化的理论根基是否稳固、实践运作能否成功的大问题。公正，也称公平、正义，是法的生命线所在，正如美国学者罗尔斯在其名作《正义论》中指出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种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行刑社会化无论是作为理念还是制度，都必须建构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之上，正义的缺失就意味着其生命力的衰竭。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刑社会化理念在西方一些国家受到冲击，就同行刑实践中滥用缓刑、假释、不定期刑等制度，相对忽视了刑罚的公正价值有关。实践证明，失去了公正依托的行刑社会化，其效益价值最终也无从体现。从根本上讲，刑罚的公正价值和效益价值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关系，公正就是最大的效益，行刑社会化的效益价值，应是“体现社会正义的效益”。
【参考文献】
[1][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