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舆论监督到媒介审判(2)

 
　　具体而言，导致“媒介审判”现象出现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司法的缺位诱发了媒介的越位
 
　　“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这句流传甚广的民谣反映发我国司法腐败的严重程度。司法公正本是防治腐败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我国的现状却是执法者犯法、反贪者先贪、以法牟利、公然索贿、越权办案、非法羁押、草菅人命的现象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司法腐败的危害，正如江泽民1997年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上所讲：“历史事实说明，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长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执法人员本身有问题，何以治人？”[①]
 
　　《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认为，媒介的“越位”与我国司法功能、行政功能一定程度的松弛甚至丧失有关。某些完全可以由法院或行政部门解决的小问题，因为没有及时解决而演变成大问题，致使简单问题变为复杂问题，一般民事问题酿成恶性事故。”[②]这时，普通老百姓为了讨得公平、讨个说法，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他们想到了“铁肩担道义”的记者，想到了拥有“话语权”的新闻媒介。而我们的媒介也有义务传播人民的声音，有责任监督社会的公正。如果还无动于衷，我们记者的良心也会颇感不安的。于是，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让媒介勇敢的站出来了，把申张正义看作了它们的份内之责。
 
　　从根本上讲，法律监督才是最根本最有力的监督手段，新闻舆论的监督是辅助性的。但法治不力，使公共权力得不到监督，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社会正义得不到匡扶。在人民最需要媒体的时侯，如果我们的记者以“问题应该找相关的部门”来搪塞，那只会给已处于弱势的人们造成更大的伤害。小则会对媒体失去信任，大则会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感到失望和痛恨。这种不满情绪的长期积累，极易诱发对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在这种情況下，新闻舆论监督的“越位”是必然的。
 
　　二、  媒介的官方背景导致其“角色错位”
 
　　在我国，有“政治家办报”的指导方针。虽然现在的媒介市场繁荣，存在着形形色色，内容多样化的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但基本上都是在党的媒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阶段都要归从于党的宣传部门的领导。作为党管的媒介，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已成为其“法定之责”。不管是在官方还是民间，新闻媒介的官方权威和官方身分已经在历史进程中得到了普遍认可。“新闻媒介被等同于执政党的宣传机关”，作为喉舌，其也就具有了权力代言人的身分。过去的《人民日报》的地方记者可以列席省委常委会，在权力方面超过了世界其它任何地方的记者。但这不是记者作为职业所拥有的权力，而是他所属的党政机关的权力在他们身上的体现。
 
　　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关于负面新闻的报道常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新闻报道发生时司法尚未介入，但只要媒体一曝光，在领导人的批示下，行政、司法就要严肃查处；二是已按司法程序正在进行的，媒体的报道会引发“从重从快处理”；三是事件已处理完了，再交由媒体公开。“媒介官方化的结果，是传播舆论的官意化。而一当新闻舆论机构成了政治权力的代表，它往往行使着代替中央对各省市乃至更下级的监督，更像是权力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虽然也常常以民意和舆情作为依据，但更像是行政监督的变种。”[③]这一社会角色的错位，给我们的新闻媒介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使人们觉得它不是衙门却胜似衙门。媒介一报道，上级就批示，下面赶快办，问题早解决。中国媒体的官方性质，使媒体有了自上而下解决问题的功能。既然媒介越位行使职权得到有官方的默许和支持，那么它们在缺少有效的监督与制约的情况下，做出一些“权威判断”，并得到认可，就极有可能了。

　　三、人治思想传统的影响
 
　　长期以来的人治思想传统，使人们并没有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习惯。新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件。都是依靠党的文件精神以行政手段解决的。社会上广泛存在着一种法律的思想蒙昧，人们的法治意识相当薄弱。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说过：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