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格权的商业化倾向：法人的人格利益应归属何处
财产权与人格权是民事权利的基本分类，这种分类是以民事权利的客体即法律所保护的特定利益作为标准的。在大陆法系严格的概念体系下，特定利益被概括地进行了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的“两分”，并分别归类到财产权与人格权的范畴。其实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之间的界限，并非是绝对的。正是两者不同利益的交叉或融合带来财产权与人格权“两分”的困难，这即是学者所谈到的“人格财产”和“人格权商品化”问题。
所谓人格财产，是指与人格密切相关、无法用任何替代物来代替的财产，或称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易继明教授提出四类人格财产：一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二是寄托特定人情感的财产，三是源于特定人身体的财产，四是源于特定人智慧的知识产权。[17]其中，前两类财产为外在之物的内化，即财产象征人格或寄托情感；后两类财产为内在自我的外化，即财产源于人的身体或智慧。上述人格财产分析，揭示了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的相互关系，着力分析了特定财产中所存在的人格利益。归根到底说来，人格财产依然是一种财产，其意义在于探讨财产损害赔偿中人格利益受损问题，为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依据。[18]由于文章选题所限，人格财产不是本文研究重点。
所谓人格权商品化，是指以精神性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所表现出的财产特征。王利明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主张通过立法规范人格权商品化现象，并在其论述中列举了如下情形：“（１）允许权利人对具有财产价值的人格权进行商业化利用，并获取报酬；（２）在商品化人格权受到损害后，允许通过侵权损害赔偿对其中的财产利益加以保护……（３）在保护一些人格利益时，要考虑行为人是否对权利人人格利益进行商业化利用……（４）明确规定，如果非经许可，利用死者人格利益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侵权行为”。[19]上述人格权商品化理论分析了人格权中的财产因素以及被侵权使用后的财产后果，对人格权保护的立法选择和司法裁量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就结论而言，该文仅是在传统人格权的基础上描述某些财产现象，并不具有财产权衍生的研究意义。笔者认为，由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形态的变化，在传统人格权中分离和产生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特殊财产利益，并逐渐形成有别于人格权的权利形态，这在法人人格权制度发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本文即以此作为重点进行分析。
关于人格权与财产权的相互关系，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两个重要判断：一是“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其本意是指基于人格（或说是人格权保护的生命、自由、尊严等）才能产生对物（泛指对于人的自由来说一切外在的东西）的权利；二是“物权是人格本身的权利”，其意思表明财产是维系人格所必需的，是一种实现人的自由的手段。[20]在这里，黑格尔强调了财产权利对于人格权的依存关系和实现意义。由此可见，人格与财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泾渭分明。在私权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区分已从绝对趋向相对，并出现交叉和融合。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某些人格利益演变成商业人格利益，即在现代法律框架上，基于商业上的名誉产生了商誉权，对姓名、肖像、形体的商业利用产生了形象权。这些权利是与一般人格权有别的特殊财产权。在国外学者的著述中，该类权利多视为独立的财产权或无体财产权。[21]
法人的人格利益可以概括地分为两类：一是作为任何一个普通的法人都具有的人格利益，这是一种不具有直接财产内容的人格利益；二是作为企业法人和从事商业活动的机关、企业、单位法人才享有的人格利益，这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特殊的人格利益，是普通的人格权概念难以彻底揭示和充分保护的。[22]根据传统理论，人格权客体概为无形之利益，主要是精神利益。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权利观念的进化，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因素在社会活动中得以凸显，并逐渐取得了独立存在的权利形态。企业法人人格利益的财产化既保留了无形利益的基本品性，同时又具有区别于有形财产的一般特点：第一，无形财产利益是与主体人格有着密切联系的利益，具有专属性特点。第二，无形财产利益是基于主体经营能力而在社会评价中产生的利益。这种财产价值产生于经营领域，来源于社会因受主体信誉、形象的影响而给予的评价和信赖，即具有资信性的特点。第三，无形财产利益是企业资信中难以确定且不具稳定性的利益。这种财产价值虽然能提供未来经济利益，但其利益预期具有不确定性，其收益额及收益期会基于各种原因产生波动，即具有变动性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