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美日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2)

　　2 美新政策的提出
　　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政府意识到再对华采取敌视的政策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它在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的决策者决定主动采取缓和政策,与中国改善关系。
　　相形之下,中国台湾的战略地位有所降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冷战背景下美国一直视中国台湾为西太平洋防御圈的一个重要环节,用于阻止中苏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势力的扩张。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的斗争使美国认识到中国并非苏联的附庸,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存在,对华防御也就有所缓和,中国台湾的战略价值也相应降低。
　　另外,1970年联合国第25届大会上,对“重要问题”案进行表决的结果为：赞成票49票,反对票51票,这样反对美国“重要问题”案的票数首次超过其赞成票数。这表明,美国以“重要问题”为借口,来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做法已不得人心。
　　基于上述几点考虑,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开始寻求新的替代政策,也以此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寻找平衡点。这样“双重代表权”案和“逆重要问题”案便开始浮出水面。
　　1970年1月26日,美国驻中国香港总领馆领事马丁(Martin)以苏联为例,提出了一个解决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方案。这一方案提出,在联合国大会中,苏联有三张选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有一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接受这一现实,这种存在也可以为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模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分别占有安理会和联大的席位,但不涉及合法政府及领土主权之争论。此后,美国政府又分析了这一方案的优劣之处,认为这一方案可以使美国灵活处理同北京与台湾的关系,维持现在的稳定局面,并且台湾最终也会对“双重代表权”方案让步。但急剧转变对台支持立场有损美国的国际声望。因此,建议鼓励 “双重代表权”，提案的同时继续支持修改后的“重要问题”案,这一策略符合当时的局势和美国的战略利益,关键是要征得中国台湾的同意。

　　最初,中国台湾当局坚决抵制“双重代表权”,美国多次派使赴台加以劝说该方案的可行性。面对美方的压力和严峻的形势,台湾最终做出妥协,1971年7月27日,周书楷通知沈剑虹再次约晤罗杰斯申明其立场,“倘各友邦,如美国、日本确认为有提出双重代表权案以击败阿案之必要,我可予以了解,唯切勿在案中提及我在安理会之常任理事席位”。中国台湾实际上已暗示,默认“双重代表权”案,只是为坚持其一贯立场,中国台湾必须在言辞上反对“双重代表权”案。
　　得到中国台湾的表态后,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外宣布了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将采取的新政策,即调整后的“逆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
　　这标志着美国在对待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发生了变化,即由过去的“一国论”(指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变为“两国论”(指一中一台)。
　　3 日立场的波动
日本在此问题上持何种立场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
　　1971年9月10日,罗杰斯与日本外相福田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举行会谈。美国要求日本成为“逆重要问题”案的提案国,而日方则表示会支持“逆重要问题”案与“双重代表权”案,但还不能承诺成为共同提案国。同日,双方就中国代表权问题又举行第二次会谈,日本仍未表明立场。
　　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日本一贯支持美国立场,但此时却不同以往,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1971年7月,美国宣布尼克松总统将要访问中国,日本朝野极为震撼,这一“越顶外交”使日本政府有被遗弃感,沉重打击了日本外交上完全追随美国的立场。在此情形下,日本只能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在外交上不敢有大的举动。
　　(2)一直以来,中国对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很大努力,尤其是中日民间交流增加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这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同时,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对日本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日本国内要求佐藤内阁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因此,迫于国内民主压力,日本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保持了低调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