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发展就等于西部现代化吗(2)

　　中国输入工业文明是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开始的，但直到今天，工业文明的输入和传统主义还是共存的。因为不可能因为工业文明的输入而彻底放弃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五千年的历史传统。虞和平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840年～1912的前期准备阶段；1912年～1940的启动和道路决策阶段；1949年～1978年的封闭的现代化阶段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下的现代化阶段。但从现在西部的社会的历史发展状况看，西部还没有完全的进入主流社会。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地理位置偏远，西部的地形地貌相当复杂，因此信息就相对滞后，发展较为缓慢。 
　　中国的工业文明的输入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外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设立缫丝和制茶为主的出口品加工工业，使上海成为既是生丝出口中心又是缫丝业基地。”这时的汉口成为外贸茶叶中心，并逐渐向九江、福州等重要地区扩展。在外资的影响下，洋务运动的官办军用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在1865年～1897年官办军用工业的21个厂矿中，西部只有四个（兰州、昆明、成都、西安各一），而且在规模上没有一个大型工厂（矿），只有成都的是为中型其余的都是小型。1865年～1897年间洋务运动的中小型民用企业，西部只有贵州的青溪铁矿广西富川煤矿和贵县银矿。1895年～1911年间，工矿交通企业数各地平均为47家，而四川只有39家，云南5家，贵州2家，陕西3家，都远远的低于全国的平均数。既是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的1912年～1922年间，这种地区的差异并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加强了。期间，军阀官僚投资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和直隶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几乎没有。 
　　抗战时期工业建设重心西移带来了工业化空间传动作用。这种作用首先表现为工业资产由沿海、沿江城市及地区向西南的大量转移。从1937年8月开始到1940年底结束，内迁厂矿639家（其中国民政府协助内迁的448家，闽浙两省自行内迁191家），内迁机器、材料总重量约12万吨，资产总额约1亿元以上。而1937年时，西部地区的川、陕、云、贵、广西、湖南、甘肃7省区共计只有厂矿237家。资产总额仅1520.4元，远不及内迁厂矿的数量和资产额。 
　　这种空间的传动作用还表现在其示范作用。就重庆地区机器工业而言，“民国28年6月底仅有机器工厂69家，29年6月则增加到112家，29年底185家，31年底436家”。这给西部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相应的给西部社会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文明的真实信号。但笔者认为官僚资本的大量内迁，虽起了模范与带动作用，但同时也会因市场垄断等缘故导致很大的负面影响，阻碍了西部民营资本的正常发展。待到抗战胜利以后，大量的工矿企业又随着政治中心回到了沿海地区，这无异于给了正在起步的西部经济当头一棒。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经济计划的完成导致了迅速的工业增长。“但是迅速的增长集中在某些领域，并没有导致全国产量的持续增长。现代部门的规模太小，它与其他区域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联系太弱，无力促进全面的增长。”同时实行的国家计划代替市场的经济运作方式实际上停止了现代化在西部的输入。尤其是“统购统销”政策斩掉了农业自我积累资金的主要部分，割掉了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而西部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这样的政策就加剧了西部现代化的滞后性。而期间的以苏南农村现代化模式（即温州模式）和无锡城市经济现代化模式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都集中在江南地区。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现代化在西部的输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即现代化和传统的对立和融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因素，西部的现代化总是处于一个间断渐进的过程中。由于西部工矿企业的相对较少，因此西部不能形成这么一个由杰出人物所组成的地区精英团体，同样的不能形成把现代工业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动力与源泉的现代技术人才阶层。而在沿海则形成了“口岸居民”这样一个特殊的现代文明空间传承群体，为现代化在沿海地区上岸和稳定做出了杰出贡献。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口岸居民”的主要组成部分仍是中西部地区培养的人力和人才资源。这更是加剧了西部的人才外流和自身发展的人才不足的矛盾。因为一个社会的精英是这个社会发展的代表和动力之一，也是最关键的社会发展因素。笔者倾向于用沃勒斯坦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分析方式来定位西部现代化。由于中国自身就处在从“边缘”到“半边缘”的发展过程中，而西部相对中国来说又处在“边缘”的发展位置上。因此西部的发展现状实际上只是处在现代化的前期准备阶段，也就是罗斯托所说的“起飞准备期”阶段。